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应该既有充足的历史信息，又有动人的文化情怀，还要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样才能震撼人心，深入人心。

纪实文学，顾名思义，是指记录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纪实性，二是文学性。纪实性表明，这种文体的核心是真实，这需要创作者亲历或采访，以及对现有历史相关文献有深刻理解。这种理解，并非仅仅是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片段，更重要的是，要对更广阔的历史面貌和更深层的历史逻辑有着清晰的把握。文学性则代表它需要具有文学作品的要素。纪实作品不是肤浅的、通俗化了的历史资料，不是揭秘式、猎奇式的文字呈现，而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性创作。创作者需要对自己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个性化、艺术化的展示，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将史料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简单地说，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2009年，黄健中导演邀请我创作《老子传奇》时，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握历史剧的创作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想这个原则非常适用于纪实文学创作。这也是我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一书过程中的深切体会。黄克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写他，不仅要写他的事迹，更要写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正是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在创作中反复核查史料，准确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着重展现黄老敢讲真话、有独立思考精神、有大局意识、有担当情怀的一面。而在一些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上，则着力进行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带给人们真实的艺术体验，极大地丰富了这部纪实作品的文学性。

情感真实饱满的作品才能真正感染人，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是完全被黄克诚这个人物吸引、震撼，情感上受到极大冲击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后，才决定写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大约是2013年盛夏时节，我受邀担纲电视剧《一代楷模黄克诚》的编剧，参与到前期的研究工作中，结识了以谭乃达中将为主任的《黄克诚传》编委会的老军人们，他们表现出的对黄克诚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经过一次次走访、采访、查阅资料，我掌握了海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过程中，我对黄老波澜壮阔的人生产生了景仰之情，发自肺腑地愿意为他的精神鼓与呼，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剧本完成以后，我意犹未尽，又完成了近80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黄克诚在新中国》，和一个上下两集的纪录片《开国大将·黄克诚》的脚本。

2017年，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撰写《黄克诚在中央纪委》。由于要独立成书，又是重大题材，我仍然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用于采访、选材和撰写。本着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了黄克诚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纪实”是“实”，文学是“虚”，两者之间的“度”必须统筹考虑。真实是纪实的核心生命，要产生出“纪实即史”的效果，容不得半点虚构，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和剪辑；虚构是纪实文学的柴火，可以增加情感的热度，但不是小说般的虚构。

文学手法在纪实文学中的运用，目的是使事件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这里的“虚”也要首先实有其事，在事件真实的前提下，然后才是虚构想象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要使当时的形势、历史的场景、当事人的心理特征等，都基本符合在场人物的身份和观点，这样才能不仅不影响其可信性，反而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同时，在史料的取舍、人物的关系上我也下足了功夫，又通过文学性的描写，将客观真实上升为艺术的真实，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感染力以及厚重的质感。

像黄老这样的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对他作出了评价，那怎么来体现他的思想脉络？一般来说，人物的评价“定格”了，创作者很容易陷入一味歌颂式的创作，从而形成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脸谱化”是创作的大忌。要突破“脸谱化”创作，就必须对自己所写题材有一种使命担当，在矛盾冲突处绝不能缩手缩脚，要勇于立体化、多角度、多方面地塑造人物。

创作《黄克诚在中央纪委》时，我塑造人物不是简单叙事，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思想脉络，挖掘人物的“魂”。因为思想脉络清晰，有了“魂”，呈现出来的黄克诚就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大写的“人”。

（王子君，新宁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