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读书时，虽然不用交啥学杂费，而且生活费也基本是学校无偿提供的，但那时却是此生最感拮据的时候。

那时我天天坚持体育锻炼，可能由于运动量较大，食量也就比较大，学校发的饭票和菜票就少了，需要家里给钱再买些饭票和菜票。同时，我对医学等其他专业的知识也很感兴趣，常会买些有价值的书。可那时父母在家种田，能给我的钱很有限。因而我经常囊中羞涩，很多时候就是“一文不名”。

有时同学相邀去逛街，有同学带头说要坐公共汽车。我说我没钱。同学说，没事的，并说他们经常逃票。我说：“被抓住怎么办？”他们笑着说：“谁来抓你喽！”那语气，就好像地球人对不了解地球球情的外星人说话。一同出来的同学都选择蹭车，我也不好选择走路。上了车，我感到自己成了“小偷”。因为没钱买票，只好跟着同学躲票。好在那些售票员似乎对我们视而不见，并不认真地跟我们逐一查票。

我便侥幸地成功逃票几次。

可是有一次，我被一位认真的售票员给逮住了。而且感觉她手劲还很大，我居然难以挣脱，虽然我并没有明显地挣扎。我尝试着抬手缩手，发现根本动弹不了。她的表情中好像有威严，但似乎又不是威严，而是一种烦躁，甚至隐含恐惧。那真是一种复杂的，让我不忍审视的表情。她说要把我抓到车站去，我自知理亏，也不敢反抗，也没向她讨饶，我从来没有讨饶的习惯。而那些逃票成功的同学则在下车之后发出一串侥幸的笑声。

在车上，我不时观察周围街道的特点，因为我担心等会我会不知道如何回校。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到底又走了多久。不过我还是清楚地记得，我并没有迷路，回到师大时也不是太晚。

快到车站时，她似乎想到了什么，大约觉得把一个穷大学生抓到站里，大概也不是啥好事。她于是改了主意，对我大声呵斥道：“你下车吧！”可她顺手将我上衣口袋挂着的钢笔给收缴了。我想让她退我钢笔，因为那时买一只钢笔不容易，它可以抵好几张公共汽车票的钱了。可是，想到她终究没逮我到站里去，让我免除了更多的未知的苦楚与麻烦。而且看她那气势，也不可能退我，我只好忍痛离开了。直到今天，我心中一直心痛那只被售票员收缴的黑色钢笔。

从这以后，我再也不会跟同学去逛街了。直到大学毕业，我在长沙四年，居然从来没去过一次长沙的烈士公园和动物园，甚至压根儿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这件事是我此生最为尴尬的事。不过，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增强了我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轻易混群，不盲目从众。

（潘璋荣，邵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