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陈贻焮先生编《王维诗选》。陈先生在接受任务之后，不满足于编写一般的诗歌选注，而是深入研究分析王维的生平、思想和艺术，先后写出了《论王维的诗》 《王维生平事迹初探》等筚路蓝缕、见解深刻的论文。《王维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9年7月出版，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誉。

20世纪70年代后期，陈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除了编定《孟浩然诗选》，整理出关于孟浩然生平的长篇考证文章《孟浩然诗选后记》，还发表了《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等考论结合、精见迭出的宏文。

陈先生从年轻时就一直想写杜甫评传，到此时已经54岁了。经过长期的反复考虑，陈先生想到光阴荏苒，时不我待，若一再拖延，有负初衷，即“因顽慕勇”，知难而进，终于在1979年3月，重鼓勇气，“发大誓愿”，开始写起《杜甫评传》来。

这部著作原定字数30万字，结果陈先生越写越多，一直写到1984年，总共写了109万字。这五年间，陈先生昼思夜想，日积月累，劳动强度相当大。他每天放不下，脑筋始终松弛不下来。有朋友曾劝陈先生放慢点速度，别把身体搞坏了。陈先生说：“人过六十精力就要大减，一定要在六十岁前把这部书写完。”当然，陈先生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惊人的代价，也赢得了海内外学界对《杜甫评传》这部百万巨著的高度肯定和同声赞誉。学界普遍认为，它是20世纪杜甫研究领域最为详尽深细的集大成著作，“堪称是当代杜诗学中的一座丰碑”。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又于1987年获北京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用它作为杜甫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参考书。

《杜甫评传》是陈先生几十年学问、识力的结晶，也是他学术生命臻于老成境界所焕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但并不是陈先生学术追求到此止步的界碑。他在《杜甫评传》脱稿后，立即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去，陆续撰写了有关曹操诗、初盛唐诗人、盛唐绝句艺术等长篇论文。

陈先生还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延续到学生身上。他曾屡次对学生们说，应当成为国际学者，学术上要敢于攻坚，要为国际同行所承认，要为我们民族争气。到20年代中期，由于患上脑疾，陈先生渐渐不能写作，但他仍坚持带病全力培养学生。直到2000年11月，陈先生因脑瘤严重恶化，医治无效逝世。

陈先生屡次对学生强调，研究古代文学，最好学会写古典诗词，但是他自己却不是为研究而创作的。写作古典诗词，是陈先生在诗书家风熏染下自小即有的一种兴趣爱好，且一生不辍，至老弥笃。古典诗词创作是陈先生工作之余自遣自娱的一大乐事，更是他表现情性、发抒生命的“名山事业”。

陈先生对其诗词作品极为看重，他晚年将其一生诗作拣选四百余首，分为《初学集》《自吟集》《登攀集》《南行草》《留云集》等五部分，结集为《梅棣盦诗词集》，付梓传世。

可以说，陈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探求古典诗词创作艺术，是一位深得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真谛的诗人。这一艺术真谛乃是“诗缘情”。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叶嘉莹称赞陈先生的诗作是“心如赤子笔凌云”，洵为的评。我们认为，陈先生之所以能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卓为大家、“独挺异姿”，是和他锲而不舍的诗艺追求、“返求诸心”的诗学精神密不可分的。

陈先生在谈学诗门径时曾说：“由情感入，由性灵入，返求诸心，庶几近正。”陈先生之诗之所以古近兼取、驭正出奇，而能感人，正是因为他“妙于点化而复归于醇厚”，以真性情出之。葛晓音先生说得好：“时势凶险，未尝有违心之行；命运多舛，亦未尝置一怨辞。此先生之性情所以真而能正者也。”她在论及陈先生之诗词在当代诗史上之独特地位时亦云：“数十年来，传统诗词既遭摒斥，而擅长旧体者，又多用于应酬应景，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诗道之衰益甚焉！吾师虽能诗，终不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言必有感而发，辞必锻炼而出。故先生之诗能见真性情真面目也。”诚哉斯言！

所以，在学界师友和弟子、邻人心中，陈先生不只是一位研究、创作兼善的作家型学者，更是一位胸襟透脱、心如赤子的“性灵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