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先要通过“预考”，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绝大多数应届生在预考的钟声里结束了学业，能考取大学者实属凤毛麟角。

我预考就落选了。父亲对我说：“你考起了复读班，就再读一年。”开学后的第一天，早操铃咚咚咚地响了，我还在上厕所。这时，一位50来岁的人拿着扫把，吹着口哨走进厕所说：“谁在偷懒，还不去做操，我把你扫出去了。”我吓得系着裤子赶忙往操场里跑。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校长兼政治老师陈湘荣，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陈老总”。

有一次，“陈老总”问我为什么上课老是闭着眼睛。我告诉他：我一看书，眼睛就流泪。第二天，他花了14元钱，带我到中医院治好了眼病。我感激涕零，铭记在心。有一次，上体育课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同学们被雨淋得落汤鸡似的，“陈老总”赶紧煮了一锅姜葱汤给同学们驱寒。曾斌同学说：“陈老总”真好！他就是这样一位爱岗敬业、助人为乐、视生如子的好校长。

那时，我在班上担任班长，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各科成绩也有了较大的提高，预考考了498分，在班上名列前茅。高考时压力很大，身体感觉不舒服，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结果，我离高考录取线还差6分。父亲对我说：“你别想不开，当农民同样有饭吃！”我深感愧疚，无言以对。

“陈老总”派陈斌同学送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大千世界，大浪淘沙。在这适者生存的时代，恒心和毅力是永恒的支柱。你没考起，出乎意料，明天来学校报名，学费由我来想办法。”“陈老总”给我交了40元的学费，我又回到了学校复读。下学期，我在辰溪县参加了预考，成绩在全县排名第七，可高考成绩又差2分。我闭门思过，无颜见江东父老。

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我彷徨、苦闷，不知走向何方。父亲想让我再读一年，可母亲坚决反对，我不得不另寻出路。我学过无线电修理、摆过地摊、做过苦力。在万山打工，我每天劳作12个小时，抬石头，打炮眼，起早贪黑做了半年，赚了14块钱，真是“赚钱好比针挑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父母时哽咽无语。父亲说：“你回来就好！”

艰难的打工生活，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我下决心要去考大学。“陈老总”鼓励我自学参加高考，他按照复读班的进度给我寄来复习题和考试卷子，并写信要我理清思路，抓住重点，理解记忆。我白天做事，夜晚读书。父亲对我说：“你想去考大学，我支持你。”记得有一次，父亲翻山越岭卖了一天冰棒，回来时一分一分地数着钱，减去成本，赚了2元7角钱。父亲很高兴，我却在暗暗流泪。这一年我又参加了高考，上了专科线，最后被湖南省物资学校录取。

参加工作后，我回邵东看望“陈老总”。晚上，我们师徒俩睡在一张床上，谈到凌晨一点多。2015年，我去长沙看望了77岁的“陈老总”，他患了严重的糖尿病。他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每年都给我打好几次电话问寒问暖，今天还带着妻子来看我，我很感谢。”临走时他嘱咐我，一定要“爱岗敬业，守住底线”。在挥手道别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2019年，81岁的“陈老总”悄悄地走了。我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撰写了一副挽联，来祭奠这位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恩师：“恨天无眼，怜医无术，悲病无情，吾失恩师千行泪；为人有德，治校有方，育人有道，尔乃典范万古芳。”

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在 “陈老总”的关心帮助下，我从一个落榜生成长为一名中专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1992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普通的群众成长为一名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我先后8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6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尹乔松，邵东人，任职于冷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