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们村里有一位杀猪匠，动作利落、技艺超群。每年腊八节一过，就要被人们请来请去，帮人杀猪，然后坐在人家的长板凳上抽烟、喝酒……主人家还要挑一块上好的猪肉打发他回家。那时候，他挑着家伙什和猪肉、哼着小调一步三摇地走在村道上的得意劲儿让我艳羡不已。

某日，我的父亲心血来潮，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

我脱口而出：“杀猪！”

父亲一巴掌扇过来。多亏我当时机灵，躲过了那一下，不然脸上就要生动灿烂了。父亲的巴掌虽然没有扇到我，却将我杀猪的梦想扇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从此再也不敢做杀猪梦了。然而人总是要做梦的，梦想是人类一条摇曳生姿的小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杀猪梦破灭后，我做上了文学梦。

上高中时，做数学题需要大量草稿纸，新华书店有卖，六毛钱一本。

一天课间休息，我听见几位同学在议论给县广播站投稿，即使不中，广播站也会在退稿时附寄一本稿纸以示鼓励。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立马想到这是一条赚取稿纸的好途径。当天中午，我在作文本上匆匆写了一篇习作《小草》，晚饭后趁夜色溜进县城，找到县广播站，按捺着狂乱的心跳，将几页作文纸塞进悬挂在门口的稿件箱里，然后头也不回地向郊外的学校跑去。

一周后的一天上午，生活老师在门口喊：“龙章辉同学，你的信。”信是广播站寄来的，薄薄的，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我大失所望！连一本稿纸都赚不到，我便不好意思当着同学的面看信，捱到课间休息时一路小跑去了厕所，颤抖着手将信拆开——没想到薄薄的信封里面，竟然装着一张稿费通知单，金额是一元钱。我居然，中稿了？

我中稿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一时间，我成了校园里的名人，走到哪都能碰到羡慕的眼光。同时，一种说法在校园里悄然泛起——县广播站算什么？与全国公开刊物相比，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我知道这是那些嫉妒我的同学兴起的风浪；我还知道他们说的“全国公开刊物”，指的就是那本在校园里很盛行的文学杂志——《少年文艺》。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登上《少年文艺》！从此，我写作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开始做文学梦了。

我忽然对身处的世界产生了浓厚兴趣。空闲时间，我常常去观察一棵树、一片云、一滴水珠、一株小草……慢慢地，这个世界向我打开了它细部的丰富与奇妙。有时候，我走在山林里或者田野上，默默地走着，莫名其妙地，就会笑。我知道我的心里，已经住进了一座山、或者一片原野。原野上花儿开了，黄的、蓝的、绿的、红的、紫的……一簇簇、一丛丛，许多只蝴蝶在上面翩飞，模仿着那些花儿，把五颜六色的衣衫也穿到自己身上。山林里野果熟了，掉落在地上，芬芳的香气引来了众多蚂蚁。无数只细小的脚丫在大地上爬行，也在我的心里爬行，爬得心里痒痒的，便忍不住想笑，由低声浅笑到放声大笑，笑得前俯后仰，笑得不能自已……我相信天地万物都是有心的，它们的心与人的心是相通的。在大地上，人跟草木，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你用眼睛去凝视、用心去贴近，就会听到草木的心跳，就会发现生命相通的法则……我想，我后来能写点东西，除了与大量的阅读有关外，更与自己对大自然的一往情深有关。

我陆续在《少年文艺》等30多家纯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作品，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如今我已人到中年，仍然沉浸在少年梦想里，不能自拔。

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两种速度——

一个高度自恋的少年，把自行车蹬得像风一样快。少年的“我”沿着长长的河岸穷追猛赶，去找寻丢失的鸭子；而成年的“我”则慢下来，在田垄上徘徊，托人向麻雀打听稻草人的去向……

快与慢构成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因为成年，因为有了痛感，所以慢下来，于是我们便格外想念那些像风一样快的时光。

有点快乐、有点惆怅、有点淡淡的忧伤的，那都是美好的时光！

（龙章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