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姐妹带着儿女，登上后山，为母亲扫墓。我手持铁铲，为母亲的坟培土。

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养大了我们5个儿女。可以这样说，母亲就是从这些土地中，抠出粮食，养活了我们。母亲出生于我们小县城的一个商人家庭。外祖父一家曾是我们县城最大的布铺商，商号“同心和”。作为富商家的千金，母亲自小习文读书，不会想到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农民。

1944年，日本鬼子一把大火，将县城烧成焦土。外祖父一家和所有资产也被这把大火烧毁殆尽，家道于是衰落下来。忧愤不已的外祖父认为经商发财只是短暂的，只有土地才是实在的，于是到了母亲谈婚论嫁时，力排众议，将母亲嫁到乡下。

母亲出嫁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也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像一群陀螺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艰难地挤进这个世界。这么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也逼着母亲去拼命苦干。那时候，父亲尚在外地工作。一个以前从没干过农活的妇女，拖着五个伸着手、张着口喊饿的孩子，既要出集体工，又要种好自留地，个中甘苦，可想而知。为了养活孩子，母亲利用生产队出工的间歇，带着哥哥姐姐，将屋前屋后的一些空地，修整成一块块小土，种上瓜果蔬菜。将那些离家较远的自留地，种上红薯、玉米、高粱、荞麦。还要在很远的山旮旯里开辟畬田，种下小米、穇子等杂粮……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我们都长大了，母亲却明显地老了。

记得祖母去世后不久，母亲的身体不是很好，我把她接她到我工作的城市，陪她检查身体，要她休养一段。可她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嚷着要回去。我挽留她说，再住一段吧，调理好身体再走。母亲却说，我是个劳碌命，天天空坐在家里，浑身不自在，不如下地里干活。我留不住她，只得让她回去。

我的孩子出生前，她高高兴兴前来照料。可照料满三个月，她又提出要回去。我想留住她，说，孩子这么小，怎么办？她说：“你这个孩子好带。我在你这里这么久，没干什么重活，反而腰酸背痛的。再这么下去，要成废人一个了。还是让我回去吧，你这边请个保姆就行了。”望着母亲真诚的眼神，我只得同意了。

母亲回到家里，便又忙开了。除了种田，她还拉着父亲，种各种瓜果，种红薯、包谷等，什么都种。秋收时，南瓜堆满了半个屋子，冬瓜一个有几十斤重，根本没法吃完。于是母亲又喂了许多鸡，每天有十几只母鸡下蛋，蛋又吃不完了。一些亲戚朋友去看他们，母亲便给他们送鸡蛋、送南瓜。

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我曾几次将父母接到我所在的城市，叫他们跟我一起生活。父母住上十天半月，又要回去，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没办法，我只得又送他们回去。

母亲老了，有时干着活，不小心就会晕倒，常常摔得鼻青脸肿。我们儿女要她不要出去干活了，她总是不听，说：“八十婆婆抓松毛，一日不死要柴烧。这点小活，算什么？一点不动，真要得大病了。”

父母年岁渐大，身上的毛病也越来越多。前几年，我调回长沙工作后，每年都抽时间回去几次看望他们，每次都提出接他们来长沙住一段。母亲总是说，千好万好，还是家里好。我知道，母亲不愿来长沙，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家乡一带，老人去世后，一直有土葬的习惯。老人跟着儿女进城后，最担心的是在城里去世，实行火葬。所以同家乡许多老人一样，她始终不愿出来。唯有一次，她竟然主动提出来长沙，出乎我们兄弟姐妹的意料。

那是2012年。那年春天，母亲白内障严重，眼睛看不清楚。我请假陪她在家乡医院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好一些了。那年7月，大姐和姐夫要来长沙看女儿和外孙。母亲听说后，主动说，她也要跟着来长沙。大姐感到奇怪，问她来长沙干什么？她说，我去看看你弟弟，顺便叫他陪我去配个助听器。母亲的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要大声对着她讲话才听得清楚。前几年，姑父配了一个助听器，说好用。母亲便也想配一个。

他们是坐大客车过来的。母亲平时见车就晕，听大姐说，那次坐车也不怎么晕车了。我把她接到家里住了几天，周末陪她到五一路一家专业店子配助听器。经过调试，有一款1200多元的，差强人意；有一款2400多元的，效果好些。我提出要贵的，母亲却说要便宜的。最后由我做主，选定2400多元的。交款时，母亲从包袱里取出一个手帕小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1200元钱。母亲说，我以为这点钱够了，没想到这么贵。难怪母亲要便宜的，原来是她想自己付款，我的眼睛顿时湿润起来。

母亲戴上助听器后，耳朵能听清楚了，老人心里很高兴。几天后，大姐、姐夫要回去，母亲又跟着他们回去了。没想到，当年冬天，母亲生病了，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在病重之际，我日夜守候在床前。母亲很清醒，知道自己去日不多了，慢慢地交代后事。我问她，以后愿意葬到哪里去？母亲说，不要把我葬远，最好葬在屋后面，能看到家里的房子、屋后的菜园最好。

（范诚，新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