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五十卷本，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出版，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补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补成一百卷。《海国图志》是一部关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百科全书式的力作。

《海国图志》蕴含着强烈而鲜明的近代意识，此书为何而作，魏源明确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这是《海国图志》一书的中心思想。魏源提出并阐发的“师夷”“制夷”思想震聋发聩，为解决当时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策略与途径，指出走向独立富强可行的道路。但是这部著作出版后，只得到极少人的赞许，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关注，没有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没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影响相当微弱，仿佛就是一潭死水中泛起的几朵浪花，很快就波澜俱静了。在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海国图志》没有引起清廷统治阶级和士林的广泛兴趣，此书提出的先进思想，反而受到责难。

此书在1852年出了百卷本之后，到1867年之前没有再重印过。鸦片战争后，在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那里并未唤起强烈的危机意识。正如王韬所说：“其时罢兵议款，卫市通商，海寓宴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之为妄。”（《弢园文录外编》卷九）在这种近乎迷昏的状态下，中国不可能出现传播力强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

《海国图志》刊刻后，社会影响甚微。正如郭嵩焘所云：“其论以互市议款及师夷人长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无不笑且骇者。历十余年，而其言皆验。”（《养知书屋文集》卷七）足见《海国图志》问世初国人的一般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兵部侍郎王茂荫在1858年曾奏请重刊《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此议颇有见地，却不见下文。

统治阶级中一群愚昧无知、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的顽固保守派，对于“师夷”的主张，极力诋毁。他们攻击西方科技是“奇技淫巧”，为“形器之末”，万万不可取。说师事洋人，仿效西法，将导致中国立国传统的崩溃，国将不国！

魏源的学说在当时没有变成一种现实的自强运动。其原因，第一，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以特别的负重感，要国人一下子承认改革的必要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科举制度下，传统文化是士大夫（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命线，任何旧文化的摇动，都必然会遭到那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或准备以科举来光宗耀祖的读书人的抵制。

因此，充斥于一般书院之类的教育机构，即便是务实性的所谓湖湘文化之象征的岳麓书院，据冯桂芬在19世纪50年代亲身观察，“也是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校邠庐抗议·重儒官仪》），因而《海国图志》这种于进身发迹、附庸风雅无所裨益的书籍，自然无法登堂入室，占一席之地。

与在中国的遭遇不同，《海国图志》东传日本之后，日本思想界为之倾倒，风靡一时。《海国图志》1851年首次由中国商船带入日本，一共三部，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但被负责检查进口书籍内容的长崎官员全部没收。1852年又有商船带入15部《海国图志》，被批准进口，其中7部由幕府等官方购去，其余进入市场。书的价格不断上涨，1852年是130目（目是江户时代货币单位，相当于一两白银的六分之一），到了1854年涨至180目，1859年价格更提高到436目，可见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1852年《海国图志》开始在日本发售后，日本便立刻有不同翻刻本的出现。到1854年底为止，日本共有19部由中国输入的《海国图志》，但11部为官方所藏，一般人难以读到，加以分量庞大，手抄不易，翻刻是最佳的方法。《海国图志》的日本翻刻本一共23种，这是在1854年到1856年三年内出版的。翻刻《海国图志》不只是翻刻主持者的意思，而且是幕府或各藩官方意愿。幕府末年，私塾兴起，《海国图志》也成为私塾的教材。当时日本人士对《海国图志》注目的，除了有关西洋的具体知识外，最重要的是魏源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李长林，曾任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