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家打开陈旧的堂门，屋里都是空荡荡的，令人打寒颤，那张结实的八仙桌仍然放在堂屋中，桌面都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一切都是那么的宁谧。轻轻地推开厢房侧门，那台锈迹斑斑的老式上海“标准牌”缝纫机又出现在我面前，泪水常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父亲生于民国卅四年（1945），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毓兰山就读几年高小，就回家放牛砍柴，成为一位牧童。父亲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第三，家人都习惯称呼他老三。爷奶为父亲以后的生活感到非常担忧，就想方设法为父亲谋一条生路。后来经人打听到，毓兰老街铺子里有一位陈老师傅，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都来他铺子里面裁剪衣服。经爷奶几次登门苦苦相求，他才收下了我父亲做徒弟。

写字、拉二胡、吹唢呐……父亲样样精通。他脑瓜子相当灵活，既乐观又勤劳，善良的品质加上通情达理，博得陈老师傅的喜爱。仅一年时间，父亲就把缝衣技术全部学会了。有了一门“吃香”的手艺特长，就有人来为父亲说亲事了，媒人是我的二姨妈。父亲少年时确实长得很帅气，只是走路不方便。二姨妈带来她的亲妹妹来见我父亲。第一次相亲，母亲看到一个跛脚男子当然很不高兴，刚见面就气冲冲地跑回娘家去了。后来经过外公采用“强制措施”，母亲才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母亲结婚后还是有很大怨气，只要哪天心情不好，就发一些牢骚出来，责怪自己的父母和姐姐。经过几番较劲，时间长了，母亲才定下心来。

我是爷奶的长孙，给全家人带来无比的喜悦。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父亲买回来一台崭新的“标准牌”缝纫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两个大队的衣服都送给我父亲做。父亲的手艺是一流的，还培养出好几个名徒！父亲非常爱护他的这部缝纫机，每天早上开始工作时，都要把机头用棉布擦拭一遍，然后在一些活动的零件上打点机油。

父亲每天的工作量相当大，常要加班到深更半夜。有时我半夜醒来撒尿时，还听见那缝纫机发出急促的皮带轮转动声和针头的嗦嗦声。那时候经常停电，父亲就点着一盏煤油灯做衣服。每年到春节来临时，大伙都要穿新衣服过新年，这可把我父亲累得够呛。这个爷说：“王师傅，我后天就要来拿，麻烦你给我赶一下时间。”那个姨说：“王师傅，我明天就要去做新客，麻烦你今晚上帮忙做好吧！”就这样，父亲不分昼夜地工作着，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实在累了就伏在缝纫机上打会盹。隔壁邻居有个叫王在左的先生，喜欢陪我父亲聊天，聊到精神疲惫时，两人互相点支烟烧。王先生经常陪父亲到三更后，然后打个手电筒独自回家。周边人都称他是我父亲最忠诚的贴身警卫员。

母亲也很体贴父亲，深冬的夜晚母亲会生木炭火放在缝衣机脚踏板下让父亲取暖。母亲只能帮父亲打些杂工，其余时间就是带我和弟妹、洗衣服做饭等。母亲是村上爱清洁、出了名的贤惠妇女，大字不识几个，但性格极其“苛刻”，要求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要相当整洁，衣袖、胸襟、背上起皱了，她都要跑过来给你把衣服拉平，才能放心让你外出。

在那时候，父亲的收入还是可观的，挣到了不少钱，还盖了一座高大的木屋子，日子还算过得幸福。村子人很羡慕我父亲的职业。家庭经济比较贫困一点的农户，做件衣服没有手工钱给我父亲，有些赊账，有些就拿鸡蛋来替代手工费。我那时候吃了不少鸡蛋，母亲总笑我是吃鸡蛋长大的一条懒虫。

我上初三的那年，父亲搬迁到毓兰镇上尹全春先生家去缝衣服了。想不到的是厄运降临了。就在那一年，一场可怕的大火把我家的房子给烧得一干二净！爷奶与父母辛酸苦辣几十年所建的家业，在一个深秋的日子里，全部化为灰烬。在后面几年里，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辛，幸好有亲友们的帮助，才渡过了重重难关。之后父亲重操旧业，拼命赚钱养家，脸上多了些皱纹、少了些笑颜……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裁剪衣服的人少了，父亲也变老了。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个春秋了，但父亲那台缝纫机我们仍然保存着。只是缝纫机苍老了许多，油膝也几乎掉光，“标准牌”三个字只剩下一个“标”了……

（王洪斌，邵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