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波的长篇小说《老夫子》从起笔到最后落笔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孕育，其创作的艰辛自然是不言而喻。《湖南省2016年长篇小说综述》中将其列为全省重点关注的10部长篇小说之一，并评价其“堪称社会转型的微型标本”。

数易其稿，特别是三次重大的修改，犹如三次蜕变，恰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虽说它的出世不是十分的惊艳，也没有引起十分的轰动，一如小说主人公王敏之一样，在人生的丛林里默默无闻，在文学的丛林里寂然无声。但对于我来说，《老夫子》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周晓波作为我的朋友，对他的创作我一直在关心并关注。《老夫子》我读过两遍，早就想写一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但一直未能成文。遗憾之余，心中始终埋着一种隐痛，那就是我真的对乡村教师，有着一种如鲠在喉说不出的情感，因为我本人也做了十六年的乡村教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教师，这一群体在我印象里，始终是灰扑扑不甚清晰的影像，如何给他们定位，周晓波的《老夫子》给出了一种答案，很显然不是标准的或完全的答案，但《老夫子》的答案已经很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长篇小说《老夫子》这一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容否定的，它塑造了中国社会处在改革开放转型时期的乡村教师形象，为我们描写出那一时期的乡村教育图景。同时，王敏之这一人物，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乡村教师形象的鲜活的补充，或者说是脱离了高大全的乡村教师最真实的形象。除却最后在危房中为抢救学生而牺牲这一情节略有些艺术夸张之外，王敏之的所作所为，几乎在所有的乡村学校都能找出其化身。这一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在所谓传统的文学价值取向上显得有些不足，但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其真实性。作为文学作品的《老夫子》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是它通过文学手段，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乡村教育演变的历史，那是与改革开放并行俱来的中国社会道德信仰的演变以及乡村教师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价值观念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长篇小说《老夫子》是有价值和生命力的。

说句实话，在内心深处我是不喜欢王敏之这一人物的。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在王敏之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王敏之的性格我是反感的，迂腐自矜，有着些酸腐儒生的自信与傲慢，这种自以为是的读书人的孤傲，在世俗者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他卑微屈从的命运是我无法接受的，但他似乎又无法摆脱那种不由自主的宿命。面对不公与屈辱，面对不义与欺侮，王敏之唯有内心挣扎，他无力改变现实，只能以一种精神的自戕，无奈地接受命运的折磨。作品开篇，作为一名本应该体体面面的乡村教师王敏之，因无钱给女儿五十元资料费而显得十分的窝囊，紧接着在去学校的中巴车上因不愿意多出五角钱的车费被赶下车。这在读者心目中，本应该儒雅高傲的教师完全斯文扫地了。这难道是中国的乡村教师？怎么会如此卑贱小气？作为那个时代乡村教师的经历者与见证者，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还有比这更出格的卑微举动。

王敏之内弟新居落成，妹妹妹夫们清闲自在地打麻将，而做姐夫的中学教师王敏之被岳母安排打杂守夜做苦力，妻子被安排在伙房烧火……面对世俗社会，他柔弱得像一株风中的枯草，无能为力与之抗争。在工作中，他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被同事们取笑，他优秀的教学成绩得不到校方的认可……在世象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里，王敏之步步逼退，他所有的抗争都无能为力，只能违心地接受他无以改变的现实，被动地面对接踵而至的命运的打击，无奈地承受意料之中与意想不到的伤害，内心的痛楚与精神的煎熬使得他与人格格不入。无情的现实稀里哗啦地剥落了他本应斯文与儒雅的外衣，胁迫其自甘堕落、自甘平庸。

自古以来儒生文士的风雅和矜持、气度和风骨，到了王敏之所处的时代几乎荡然无存。作者在王敏之这一人物塑造上，揭示了底层知识分子的卑微命运，这不仅是乡村教师这一群体的痛点，也是整个社会的痛点。这种卑微不是臆造或虚构，而是客观事实。它虽然不被主流意识所接受，但他广泛而深刻的真实性是无法遮掩的。王敏之的命运是社会转型时期伦理观价值观变迁的一个缩影，这一悲剧人物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乡村教师本然淳朴的心灵已被社会风气侵蚀。乡村教师的心灵需要唤醒，乡村教育需要拯救。

（周光辉，任职于新宁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