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为我们那里的一些地名感到莫名其妙。比如说，我们那里有单家山、威家垅、尹家坪、费家园、余家塘、吴家庄……我问过父亲，他也不记得我们那里有这些姓氏的人了。就现在，周围百余里内也找不出这些姓氏的人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那里修族谱，去了解一王姓人家的祖宗溯源情况，竟然是一问三不知。他只记得随父亲来这里打工，父亲去世了，1949年他在这里分得了田地，并娶妻生子。他家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迁到这里来，爷爷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后来，清政府来了个“湖广填四川”。我估计上面这些姓氏的人家可能整体被迁往了四川。人走了，但地名仍然还在。在近代，光绪三年（1877）、民国十八年（1929）、民国三十一年（1942），全国发生大饥荒，人有饥色，路有饿殍，那王姓人家背井离乡流落到我们这里，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哪还记得家乡、记得祖宗？

“五胡乱华”时，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土族、富户纷纷南迁。靖康时期，金兵南侵，赵构迁都临安，其臣民——中原族人大都南迁。如果说以上迁徙是因战争压力，那么，“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则全为民间的自发行为。他们或为逃避政治迫害，或为自然灾害所逼，或为向往过好日子，不惜拖儿带女远走漠北南粤，甚至东瀛南洋诸地。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迁徙不断。王震将军率领兵团入疆，屯垦戍边，然后就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上世纪70年代，国家发出加强“三线建设”号召，立刻，在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有上千万人在那里投入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口迁徙特别频繁，数量特别巨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千多万人进入深圳，将一个昔日的小渔庄变成了一个世界大都市……

迁徙，总体来说对国家是有好处的。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中原土族富户南迁，他们给南方带去了劳力不说，更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唐宋以前，长江以南多属南蛮之地，不仅人口稀少，由于生产力落后，老百姓也极度贫困。自从中原土族富户南迁后，南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国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军队屯垦戍边，既能增加财富，又对巩固边防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为了巩固国防，历史上许多王朝除了修筑长城一类的御敌建筑外，就是屯垦戍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新疆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有力地打击了边境叛乱和外敌侵扰，使边疆居民能够过上日益安宁的日子。

我国有很多民族，各民族之间通过交流融合，经济上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既保留自己的特色，又互相吸取精华，共同提高，以此构筑了中华文化的高地。（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