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花鼓戏，我们乡下统称为看戏。

第一次看戏，还是四五岁的时候，我骑在父亲肩膀上看了样板戏《红灯记》。可惜那时我年纪尚小，看不出名堂。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目之所及到处是人脑壳，一片闹哄哄，唱的什么是一句也听不清楚。正儿八经地自己去看戏又是在几年之后了。那时县里有了放映队，一个月下到各个公社放一夜电影。那可是我们“过年”的日子。

一天要放电影，整个大队都炸开了锅。莫说我们小孩，就是连大人也按捺不住纷纷打探放映队什么时候来，放的什么片子，老早就向娘家、姑家发信，叫他们来看戏了。生产队长破例在喇叭里喊，今晚放戏，大家提前一个小时收工啊。妇女们中午歇息时就剁好了猪草煮好了猪食，收工回来就急急地关了鸡喂了猪。饭后，男人们饭碗一丢就摇着蒲扇三三两两出门了。女人们总是要忙一些，嘴里喊着等一下等一下，边喊边锁门，着急忙慌地拖条凳子就屁颠屁颠地朝河滩沙洲上赶——那是全大队最空旷的地方，放电影最合适了。

我们小孩哪有心思吃饭？天没断黑就关好牛来到了沙洲上。那里早有人竖起了两根树杆，只等放映队一来就把银幕挂上去，好放戏。放映师傅还没到的这段时间，整个沙洲就像一锅粥，搬了凳子来的忙着为凳子找个最佳位置，有嫌麻烦没搬凳子来的也在寻找鹅卵石，想垒个临时的座椅。小伙子们专往姑娘堆里扎，他们袋子里基本上都装有瓜子黄豆之类零食。那不完全是带来自己吃的，一多半是用来逗妹子的。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姑娘们也都是悄悄地翻出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有些还涂了雪花膏呢。她们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展示自己，所以也就扭扭捏捏地任由那些个“不要脸”的沾点小便宜，不急不恼。大家推来搡去，一样开开心心。

我们一群小屁孩那可真是成了脱笼之鹄，这里钻钻，那里挤挤，三五成群地捉着迷藏，打着仗。在较远处的一个草垛后面，竟然看见了明德哥和杏花姐在约会。他俩一见我们就慌乱地分开，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杏花姐还一个劲地叫我们不要出去“活舌”。明德哥一把拉住我们几个，一个劲往我们手里塞花生……好在有人喊来了来了，放戏的来了，杏花姐他们才摆脱了尴尬。

我们哪里还顾得上他们，一窝蜂地循声而去，加入了迎接的队伍。好家伙，一大群人跟在放戏的师傅周围，那神气活像臣民簇拥着他们的王子，朝沙洲中央走去。力大的抢过担子，挑着放映机和片子，脸上洋溢着无尚的荣光，一路趾高气扬地嚷着“让一让、让一让”，他们面前便自动地分开一条路。待他们走过，那路又弹簧般收拢来了。接着挂银幕架机子，一气呵成。大队书记端坐在放映机边，对着话筒喂、喂地进行了一通讲话，接着戏才在大家的期盼中开演了。这次放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董存瑞》两部电影。

此后的三五天甚至十天半个月，我们总要削一根上好的杉木棍，赶着牛从家里一路舞到山里。倘若有哪头牛不识时务，要偷吃庄稼，它就成了大家眼中的白骨精了，我们全都挥舞着“金箍棒”，接着便是将它一顿痛打。待吃了晚饭，我们总会把“打仗”的阵地转移到沙洲。个个争着当英雄董存瑞，手托一个鹅卵石，喊着“同志们，为了胜利，冲啊——”接着便是“嘭”的一声，倒地成了“烈士”。

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过瘾。

时隔两年还是三年后，邻居周伯在县城工作的儿子买回了一台电视机，十四英寸，黑白的。那可是荷叶街的第一台电视机，是个稀奇货。一到吃了夜饭，整条街的人就都涌到周伯堂屋里，有时甚至挤到了走廊上。尽管是黑白的，还有雪花点点，大家照样看得津津有味。一些老人总爱围着电视机打转转，大发疑问：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也只有这么大，怎么就装得下这么多人呢？真是奇了怪了。有些人手痒痒，总喜欢去摸摸拍拍，有时拍得不清楚了，肯定要招来一顿数落。这时周伯会马上跑到灶屋后面去，把装天线的树杆转来转去，边转边喊，要得了么要得了么？要不得，还有雪花点点呢。于是便又转，又喊，要得了么？直到传来要得了要得了的欢呼声，他才又自豪地回来给大家发烟，边抽边看。好客的周婶必会炒些瓜子花生招待大家。每晚如此，不到荧屏出现“再见”，大家不会离开。

又过了几年，家家有了电视。而且从黑白到彩色，从平板到液晶，频道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全。现如今，大家吃了晚饭，把门一关，一家人窝在沙发上，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方便得很。不过方便是方便了，我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总是看不出过去的那种乐趣。

（孙必武，邵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