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的时候，常听人说起“少年心事当拏云”的典故，总想着能够厉马登高、踏破关山。这些不甘于平淡的念头，怂恿我搭上了西行的列车。

火车从长沙出发，在郑州经过短暂停留，便由京广线折而向西驶入陇海线，两旁都是一马平川的麦田。等到过了洛阳，地势就变得险峻起来，车窗外偶尔闪过突兀的山峰，继而又是千沟万壑……火车到西安后，将近一半的旅客下了车，紧接着又上来一大拨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夹杂在陌生的人群之中，我隐隐约约感到一种悠远惆怅。

在格尔木下了火车，我随着人流挤上了一辆开往拉萨的卧铺车，车厢内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汗臭味，但乘车的人们一点也不在意，只是躺下来默默等待发车。格尔木是戈壁深处的一座移民城市，也是通往西藏的重要物资中转基地，城中居民多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全国各地陆续迁来的。这些人当初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应该万万也不会想到，驿站最终却变成了故乡。出了格尔木市区，很快就接近可可西里的边缘地带，天地如此苍茫，戈壁荒原不时可见裂开的几道巨大口子，两边则是刀削斧劈一样的断崖。往下再看，原来是经年冲刷而成的河道。路的尽头横亘着逶迤不绝的青灰色山脉……

沿着落日的方向一直行驶，黄昏时分，卧铺车在路边一个不知名的小面馆停了下来。司机大声吆喝着，车里的人们则小声嘟囔，仿佛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稀稀拉拉都下了车。听同行的乘客议论：前面不远就是五道梁，空气中含氧量很低，容易发生高原反应，晚上还要翻越唐古拉山口，最好先补充点葡萄糖，再买个氧气袋以备急用。想到这种情形，尽管我实在没有胃口，但还是赶紧买了一瓶酸奶揣在兜里。坐在店里吃东西的只有三两个人，倒是司机几个在靠里的一间屋里吃得很热闹。酒足饭饱之后，老板又追到门外往司机口袋里塞了几包烟，他才得意地两嘴一抹，大声招呼大家赶快上车。这个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车厢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风沙肆意拍打的声音。我感到脑袋有些肿胀，迷迷糊糊就入了睡。

借着月色，卧铺车连夜翻越唐古拉山，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进入西藏境内。全车人完全没有跨越“生命禁区”的兴奋，大多显得有气无力，像极了霜打的茄子，但状况看起来还没有糟糕透顶。在安多县停留了一会，接着穿过当雄大草原，大约又走了将近十个小时的路程，终于抵达拉萨。我继续转车赶往日喀则市，很晚才住进地区教育局安排的招待所。连续几天的车马劳顿，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状态，行李一丢就瘫倒在床上，如同虚脱一般。半夜之后却头痛难忍，整晚都翻来覆去无法入眠。不记得到底煎熬了多久，反正最后我还是适应了这种高原气候。

接下来的几天，招待所陆续来了40多个内地来的大学生，我和一个山东人住一间房，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相遇在这片陌生的雪域高原，很快就结下了一段难忘的友谊。去年我到西藏，他还特意租车从200公里以外的岗巴县赶来看我，让人颇为感动。根据地区教育局的分配方案，除了极少数人在日喀则市，绝大部分都被安排到距离日喀则上百公里之外的县，我则去了相对偏远的聂拉木县中学。在日喀则休整了大约两周的时间，大家就匆匆赶往神秘未知的目的地。临行分别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自此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和同一批进藏的大部分人都再未谋面，或许余生也不再记得彼此的模样，每每想到这些，不由得唏嘘不已。

聂拉木县位于中尼边境，平均海拔约3800米，距离日喀则市470多公里，是318国道的终点，也是历史上廓尔喀之役的主要战场。由于地处喜马拉雅山区，地貌多样，地势险要，聂拉木的藏语意为“地狱之路”。据记载，1792年，清朝两广总督福康安曾经率兵到此，历时九个多月的战斗，彻底击败入侵西藏的尼泊尔军队，有力巩固了边防，推进了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的发展。第一次来到这个边陲小镇，极目之处只有孤山和远路，仿佛到了世界的尽头，哪里意识到，聂拉木竟还有如此激昂的过去。

在跋山涉水的漫漫路途中，古道西风，天涯落日，我终于抵达神往已久的远方，但惶恐无助却远远多于壮怀激烈。那个时候的聂拉木，没有宽带网络，没有移动信号，拨打电话需要到电信局排队等候，县城与外界连接的主要通道，就只有一条蜿蜒曲折、望不到头的毛坯公路，邮车一周只往返一次。我置身雪域深处，犹如一只掉了队的大雁。

很多年以后，再次踏上这片古老的高原，往事的苦涩糅杂着青稞酒的香甜，霎那间就涌上心头，有几分酸楚，又有几分沉醉。

（马飞洋，任职于市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