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1日，我第四次来到韶山。

在毛泽东遗物纪念馆里，当看到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油画时，我脑海中呈现出在家乡拍摄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来。这时，讲解员便滔滔不绝地聊起毛泽东当年深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故事来。

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在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等陪同下，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还刷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1927年2月5日，毛泽东返回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当回到武汉后，毛泽东就致信中共中央，报告了自己的考察结果，并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提出了10点意见，其中最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

当年4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瞿秋白在此书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