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年耍灯，我还是“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基本上只起了个发动、组织、踩点、带队的作用。虽然我不通乐理、不识简谱，不敢上场唱调子，但对于大多由伯父唐新家和人称“华山爷”的“夜歌师”宁华山即兴念出的“打课子”很感兴趣，多次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5年春节，出不出灯又摆到了议事日程。不出，表示我们认怂了；出，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首先是原来的牵头人宁佑元表叔已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再没有精力牵头，其次是宁银青、宁石成都表示退出。那么，只有我才能挑起这个“大梁”。于是，我将堂弟唐福安拉了进来，重新“组阁”了领头人员，其他都是“现马现鞍子”，经过短短数天的筹备，正月初一准时出了灯。

此后的每年春节，我除了全力组织车马灯人马外，还负责提前踩点选定每晚的出灯路线。除了周边乡、村，我们还应邀到简家陇、皇帝岭林场、佘田桥、杨桥等乡镇表演。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

我在车马灯队伍中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既负责抓总，又担纲“主演”，带头饰演“打岔”的“三花子”——唱调子看似“小菜一碟”，而对于我这个缺乏音乐细胞的“五音不全”者，实乃“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而在一般人看来需要很高专业水平的“打课子”，对我来说不算太难，一是我嗓门大、声音洪亮，压得住阵；二是我当时正在学写诗，略懂“十三辙”，会押韵。在初中时就上过舞台表演过打快板、三句半的我，自然不会怯场。我既会表演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一些传统“段子”，又会根据当时场景即兴现编现演一些“顺口溜”。

如果说我的组织能力和口才尚有点值得称道的话，应该得益于我多年来组织耍车马灯练出来的“功夫”。1986年底，经人介绍，我与爱人胡玉莲相识相恋，1987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结婚时，我问她当时在野鸡坪供销社初次见面时，为啥看着我笑。她说原来看过我耍车马灯时扮过的“花子”，幽默风趣令人记忆犹新，不禁莞尔一笑。看来，是我扮演的“花子”赢得了妻子的芳心。无独有偶，同样是擅长饰演“花子”的表兄宁玉良，也是因其妙趣横生的表演赢得了小妙龄少女姚琴香的爱情。在我们周围，同样因为车马灯而结缘的还有货车司机宁芳香和“车子姑娘”尹青娟，年轻屠夫尹文明与“晚妹几”姚健华。

为了将车马灯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传扬下去，每年春节，我放弃休息和走亲戚，牵头组织村民成立车马灯队，把欢乐送到千家万户，为宣传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搭台唱戏。直到1993年春节，因几个扮演“车子姑娘”的少女要么嫁人，要么转行学唱花鼓戏，几个“反串”小伙年龄渐大都相继退出，车马灯差点耍不下去了。紧急关头，怀孕在身的妻子胡玉莲“挺身而出”勇挑重任，并动员邻居何顺淑和正在读职业高中的宁卫小姑娘参与进来，才让这一年的车马灯从正月初一耍到正月十五，一晚都未间断，而且几乎每晚都是通宵达旦。为了方便起见，所有服装、道具干脆放在我家堂屋中，每晚在我家前坪出灯。1994年春节，又是这三个“车子姑娘”让“摇摇欲坠”的群兴车马灯班撑了下来。妻子玉莲对我的支持令我尤为感动，他每晚既要当“车子姑娘”，还要为随身带去的才半岁多一点的儿子喂奶。

1995年，我们似乎“耍油了”，也就是说“耍腻了”，纷纷打起了“退堂鼓”。而就在这危急关头，多年来一直参与“骑马”的邻村黄家村单身汉宁寿求，自告奋勇组建了“崇德堂车马灯班”，其实除了举灯、打锣鼓的，其他“车子姑娘”“花子”和唢呐师傅，甚至举领头排灯的“八师傅”都是从外村请来的，这样坚持了三年，就再也无法维持。大约1998年春节，同样是车马灯的“忠实粉丝”、仁风村谭家屋的谭顺求接过了车马灯的“接力棒”，组成了“仁风村车马灯班”，也只维持了短短两三年。虽然这两支队伍我都应邀参与，但积极性远不如从前。当然，这两支车马灯队伍逐渐式微，远没有我们群兴村的影响大，一是因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参与者越来越少；二是农村“空巢家庭”多，加上娱乐项目增多，观众也越来越少。

大约在2000年以后，我们这儿就基本上看不到像样的车马灯了。直到前几年元宵节，在昭阳公园举行的“元宵喜乐会”上，才断断续续看到了火厂坪镇和砂石镇组织的车马灯表演，但从队伍规模和服饰、化妆、乐器伴奏等方面来看，离传统的车马灯班子专业水平相差甚远。

（唐志平，邵东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