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臣，新邵人，号宝庆樵夫，作家、书法家，擅长楷书、行书，著有多部书法作品集流布于世。城步苗族自治县行政中心办公大楼等处有其楷书作品刻于翠琰（编者按：碑石），为人们所赏识。

周克臣髫龀之年即从父辈那里接触书法。当时之所谓书法，其实根本算不上书法，只是规规矩矩写毛笔字而已。这种接触，其作用在于埋下了种子。既是种子，当然要发芽，要成长，要开花，要结果，而他也因此爱上书法，业余与书法为伍，浸浸然而不知梁肉之乐。为提高书法水平，他先学颜体、柳体，然后研习右军，精练行书，又与好友谢石常常探讨，从而衍生出书法艺术的果来。综观其楷书，体现了一个正字，平稳而庄重；其行书体现了一个活字，灵动而飘逸。《资江潮赋》正行结合，既有正书之庄重，又具行书之灵动，两者融和而呈飘扬之势。

苏东坡曾说：“真书难于飘扬，行草难于严重。”飘扬是真书的审美标准之一，自然也是行书与草书的审美标准。要实现这一审美标准，无论是真书，还是行草书都难。比较而言，真书更难。突破这个困难，作品自然令人赏心悦目，就是成功的好作品。为什么真书难以做到飘扬？苏东坡没有阐述。周克臣有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我没有与他探讨，但在创作《资江潮赋》上，他确实克服了这个问题，而创作出来了气韵飘扬的佳作。

按照唐人的审美取向，真书强调平正。平正不仅要求每个字端正，像盘石，像立松；而且要求笔画多与少的字所占空间基本相同，要求小字写大与大字写小。按照这个要求写真书，很难做到飘扬；不仅如此，更容易滑入整齐划一如算子排列状态，结果哪怕是位列四大楷书家的作品，也会被米元章讽之为“一笔书”。该幅作品中，周克臣在创作上虽然仍然继承了大字写小、小字写大的传统，但因为字与字，包括上下、左右之间的距离设计合理，让人看上去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而消除了一般创作容易出现呆板现象的视角问题，为作品向飘扬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该幅作品在字体的创作上，注意楷行结合。王羲之曾经强调在创作书法时，要注重多体并用。所谓多体并用是指在同一幅作品上运用篆、隶、楷、草、行的笔法。多体并用容易产生多维度审美效果。所以，古人认为学楷必学行、草，学行、草必须学习楷书。前者取行书、草书的灵动、飘逸，后者取楷书的庄重、规整。该幅作品，周克臣运用行书的笔法创作，使单个楷字更加生动，使整个条幅显得更加具有流动性。流动性正是飘扬的内在特征。当然，一幅流动飘扬的作品光有笔法上多体并用还难以做到，所以有多种字体用于同一幅作品。行书带楷为行楷。苏轼认为楷书溢而为行。该幅作品属于楷书与行书有机融合的作品，整幅作品在创作之前，作者是以楷书来创作，虽然融合了行书笔法，但主体思路仍然是楷；在创作过程中，作品又将行字自然而然写进去，一行之中有那么几个行书，字的大小规模与整幅作品风格一致，但由于字体的变化，便产生了单纯的楷体所难达到的效果：参差性、多样性与变化性。这种参差、多样与变化性特点，与当今变化多样的时代特色是相吻合的，因此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为增强整幅作品的飘扬感，作者从整体结构上将该幅作品分三条幅，每幅宽34cm，长136cm，三条幅之间保持两个10cm距离。这个布局，避免了呆板与僵硬状态，条幅间距离更符合留白的美学原则，给人以更多的想像空间。从视觉效果看，三条幅合并装帧，则作品显出大气、流畅；适当分开表挂，则彰显自由、萧散。三又显示多的含义，取中国古典哲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故其生生不息之感，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给人以更加宽广的思考与想像空间。

该幅作品能够做到飘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法家对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并与文学作品的境界相融相通。《资江潮赋》是本人为资江潮公益文化协会撰写，作品以浪漫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资江潮的雄伟壮观与邵阳的仁人志士投身公益事业的文化情怀，充满神奇想像，与瑰丽描绘。周克臣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为人正直磊落，与人为善，追求光明美好，喜欢助力公益文化。该赋与他的人格魅力，与他所追求的公益文化事业达到高度融和的境界，因此在书写时，更能得心应手，轻松自在，意与神会。这种状态体现在书法作品上，则是飘扬逸致。周克臣一共写了两幅，一幅悬挂于隆回君子书屋，一幅则吾珍藏之。我所评析者，即我所珍藏者。

当然，该作品也还存在些许瑕疵。个别重字，如多处出现的“之”字，出自诚悬而微变，体态、笔法基本一致。倘能有所变化，则更呈摇曳之姿，婀娜之态；然而瑕不掩瑜，整幅作品仍不愧佳构。（周玉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