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人们明确地以女子来喻写梅花，但为数不多，拟人化的想象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入宋之后，人们开始大量运用拟人的手法来表现梅花，宋人笔下最早出现的拟象是“美人”，如“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王安石《次韵徐仲元咏梅二首》）等，就是把梅花比做人间绝色美女。随着对梅花神韵内涵的重视，人们更多地用洗尽铅华、冰肌玉肤、超然物外的“仙人”来比拟梅花，如“素娥窃药不奔月，化作江梅寄幽绝”（陆游《芳华楼赏梅》）；“姑射仙人冰雪容，尘心已共彩云空”（朱熹《梅》）；“冰雪肌肤潇洒态，须知，姑射仙人正似伊”（无名氏《南乡子》）；“肌肤绰约真仙子，来伴冰霜，洗尽铅黄，素面初无一点霜”（周邦彦《丑奴儿·梅花》）；“烟姿玉骨尘埃外，看自有神仙格。花中越样风流，曾是名标清客”（赵长卿《水龙吟》）等。从南北宋之交时开始，直接以士人的高格来拟写梅花的诗作多起来了，如“正是花中巢许辈，人间富贵不管渠”（朱服《梅花》）；“绝似人间隐君子，自从幽处作生涯”（戴复古《梅》）；“风流晋宋之间客，清旷羲皇以上人”（张道洽《梅花》）。

杨万里咏梅诗中的拟象有时是“仙人”：“梅仙晓沐银浦水，冰肤别放瑶林春”（《雪后寻梅》）；“梅仙踏雪步生尘，储后梅诗雪共新”（《和皇太子梅诗二首》其二）；有时是“隐士”“贵人”，如“林中梅花如隐士，只多野气也无尘。庭中梅花如贵人，也无野气也无尘”（《郡治燕堂庭中梅花》）。但在“仙人”“隐士”“贵人”这些传统的拟象之外，富有创造性的是他把梅花比拟为兄长，比如《烛下和雪折梅》：“梅兄冲雪来相见，雪片满须仍满面。一生梅瘦今却肥，是雪是梅浑不辨。唤来灯下细看渠，不知真个有雪无？只看玉颜汗流珠，汗珠满面滴到须。”诗人采用拟人手法，呼梅为“兄”，并由此生发出去，将花蕊想象成“梅兄”的胡须，这样文人笔下典型的稀疏瘦劲、疏枝浅蕊的自然意蕴上的梅花形象和风度高雅、性格孤峭的人文意蕴上的梅花形象，一变而为诙谐幽默的男人形象：“他”长着胡须（梅蕊）、身材肥硕臃肿（身上有雪），冒雪而来，动作匆忙，汗流满面，是那么的有趣、可爱、活泼。

在杨万里的咏梅诗中，还有像“酒兵半已卧长瓶，更看梅兄巧尽情”“道是梅兄不解琴，南枝风雪自成音”（《和张功父梅诗十绝句》）；“翁欲还家即明发，更为梅兄留一月”（《郡治燕堂庭中梅花》）这样以“梅兄”为拟象的诗句。“梅兄”这个新拟象，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诗人对梅花的热爱之情，以及诗人与梅花之间兄弟朋友般的亲密感情，还可以看出“物吾与也”的思想对其诗歌的某些影响。“物吾与也”是宋代理学家张载首先明确提出的一个命题，其理学名篇《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人与万物本原相同，气脉相连，故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应该如同兄弟朋友。杨万里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以“物吾与也”的仁爱之心观照世界。杨万里在诗歌创作时就不仅仅把自然万物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或者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而是把自然万物看作和人类一样具有灵性、思想和感情的生命体，是知心的朋友，是情深的兄弟。从这一点来看，杨万里以“兄长”形象作为梅花的拟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是把梅花写得热闹活泼，还是以平等的口吻直呼为“梅兄”，世俗化的梅花形象既是杨万里对梅花这个古老且常见的诗歌意象的发展，也透露了诗人世俗化的思想。杨万里“人在城市”（《西归诗集序》），“身居金马玉堂之近”“职在献纳论思之地”（《山居记》），其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其生活环境的世俗化色彩。这种世俗化的思想是“他的时代的生活所赋予他的”。杨万里生活的南宋时代，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市民阶层人数不断增加，市民文艺兴起，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发生着变化，诗歌开始向以诗自娱、吟咏性情的方向倾斜。

（张先军，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