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会之年。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我不禁想起30多年前的一个扶贫初始故事——城步“苗疆边境千里行”。

这事还得从1985年说起。那年国家地矿部讲师团进驻城步“支教”。在半年时间里，他们走村串寨，深入苗乡，写出了一份反映城步苗民困难现状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于1986年6月在湘西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扶贫工作会议。报到当晚，时任城步县委书记的肖尊国与县委办主任张正清在吉首市“边城宾馆”摇着两把大蒲扇彻夜未眠，心如煮海：红军早就在苗疆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翻身做主的苗区人民却还是这么贫困，我们如何对得起革命前辈？

次日，肖尊国向会议报告了城步苗民生产生活的“五难”问题（吃饭难、读书难、住房难、看病难、行路难），报告了对扶贫工作的思考和建议，报告了城步县委县政府带领苗民脱贫致富的“三年计划”，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湘西会议后，湖南省将城步划定为全省第一批贫困县。1986年12月，国务院确定城步为“全国重点贫困县”。城步抓住契机，确定了贫困乡、贫困村，努力探索“以生产帮助为主、无偿救济为辅”的扶贫开发新路子，实行区域性扶贫，得到上级的肯定和推广。省、市、县的“对口扶贫”随即在全国铺开。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扶贫事业的起点在城步。城步怎么办？肖尊国忙召集“五大家”领导商量：城步至今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向哪些方向发力、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城步的贫穷面貌？带着这些问题，肖尊国组织了一场访贫问苦、寻找良策、对症下药的“苗疆边境千里行”活动。那时笔者叫肖波，在县人武部工作，并担任苗疆青年文学组织“山径文学社”的社长，参加了这次活动；城步广播站编辑、《山径》社刊编委委员杨常青也作为随队记者同行。

1987年6月26日至7月9日，“苗疆边境千里行”活动完成了。“苗疆边境千里行”是从城步西岩镇靠近绥宁县的黄茅岭开始的，活动成员徒步沿城步一侧的枫木界、青界山、莲荷、枧坪、洞头山、竹岔山、乌鸡山、六甲六马、长安营，经南山牧场便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城步五团；又沿大地茶园、蓬峒、杨梅坳、十万古田、金紫山、壮团园、十里平坦、二宝顶等处，再经城步、新宁边界的韭菜坪、大古山，从城步和武冈交界的城塘下了威溪，再乘车经西岩返回县城。

一路上，我们访问了明朝弘治年间苗王李再万起义的大本营“大地茶园寨”，也访问了清朝镇压粟贤宇、杨清保苗民起义后设立并一度成为边陲重镇的长安营；我们走过了号称“南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南山牧场，也穿过了历经繁华与萧索的神秘的十万古田，还有妙曼如仙、深闺难识的十里平坦……

我们每到一个寨子，都要抢时间走访苗民、询问苗情、察看农桑、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村组干部和深山苗民的意见。所到之处，很多老苗民都哭了。他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又是打油茶、斟烧酒，又是抓溪鱼、打野味……

这次“苗疆边境千里行”共爬山越岭600多公里，途经13个乡镇、2个林场、43个村，对215个偏远苗寨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和调研。那时，虽然笔者对开展这项活动的原因、意义、目的、作用还不能全面了解，也不能站上县际高度去参与扶贫工作，但我知道：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86年，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1987年“苗疆边境千里行”后，我打一个野战背包，着一身草绿军装，揣一份县委的任命文件，下到地处苗山深处的城步丹口区平林乡挂职，担任该乡党委副书记，直接投身到基层扶贫帮困工作中去了。

而一同参加了“苗疆边境千里行”的山径文学社文友杨常青，却真正领略到了醉人的苗疆风光，思路大开，笔底流彩。他觉得大美苗乡如处子，待字闺中任时飞——后来他做了城步旅游局首任局长。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往事并未如烟。中国的扶贫战略不断完善，与时俱进，其成果举世瞩目。

（肖殿群，任职于邵阳市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