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政治人物，如果能切实地为百姓谋福利，那么即使在他去世之后，仍然能赢得人民对他的深深敬意。在《诗经》中有一首名为《甘棠》的诗，就是普通百姓为怀念一位政治人物而作的。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甘棠树，高又大，莫剪它，莫砍它，召伯曾宿在那树下。甘棠树，高又大，莫剪它，莫折它，召伯曾歇在那树下。甘棠树，高又大，莫剪它，莫拔它，召伯曾停在那树下。

召伯是谁呢？他姓姬，名奭，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周武王驾崩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幸亏得到两位贤臣竭心尽力地辅佐。这两位贤臣，一位是周公，另一位就是召伯。召伯深得民心，在他去世后，老百姓思人及物，连跟他有关的树都不忍心砍去。身为国家重臣，召伯为什么不在庙堂之上，而坐在甘棠树下呢？关于这一点，古代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是在树下“听讼决狱”，也就是送法下乡，现场办案。可是清人方玉润则不以为然，在他所著的《诗经原始》里反驳说，召伯既为天子大臣，出去办案自然应该坐在衙门里，再不济找间房子总不难，干嘛非得在田间地头树底下坐着，难不成是故意博取“爱民勤政”的美誉。倘若召伯真的如此，那么“其伪甚矣”，那他就太能作假了。我呢起初觉得方玉润有点迂，偏要在“决狱”这事上较真。读到一个“伪”字才明白，大概方氏看过了太多打着亲民幌子沽名钓誉的官员，对这种种造作的姿态深恶痛绝，所以坚决不信贤德如召公，也会如此“作秀”。其实，从古到今，“作秀”本就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吞蝗虫的故事就是作秀。某年蝗虫成灾，李世民在视察农业生产的时候，捉住了几只蝗虫，一本正经地跟蝗虫说：你们吃粮食就是害百姓，老百姓如果有错，应该由我这位国君来承担。你们要是有灵，就把我的心给吃了，千万别伤害我的子民。说完就把蝗虫往嘴里扔。这场秀激发了士气，聚拢了人心。当然，唐太宗之所以被尊为“千古明君”，决不在于他吞了几只恶心的虫子，说了几句感天动地的话语，而在于作“秀”之外，他还能踏踏实实地“做事”。“贞观之治”是靠做实事做出来的，作秀仅仅是锦上添的那点花边而已。

作秀可以赢得关注，但只能笼络一时人心。只有做实事方能赢得尊重，稳固长久之基业。老百姓未必讨厌“秀”，“秀”得好的确可以促进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但这“秀”绝对离不开一个前提，做好分内的事，用心地为民服务，否则，所有的“秀”都会沦为虚伪拙劣的演出。后人之所以如此地珍爱甘棠树，是因为召伯曾经“劝农教稼”，他向老百姓传授农耕知识，和大伙一起流汗出力，累了就在树下歇息，后人不忍心砍树，因为它不是作秀的道具，而是造福人民的纪念碑。

当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下基层，要接地气，要为民办实事，做好事，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公务员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公仆”，应在各自岗位上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将得到百姓的认可和获得群众满意作为对工作的最大追求。伟大的功绩，不需要镌刻在官方的“德政碑”上，它就像一棵茂盛的甘棠树，牢牢扎根在人们的心里。“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这份朴素绵长的惦念，这份思人爱物的情怀，才是人民对一个政治人物最高的赞美。

（作者单位：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