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一词出现于改革开放时期，但这种与国营经济相对应的私营经济，自有商品流通起，就应运而生了。

早在清代末期，改革家、思想家魏源，就既身体力行参与经商活动，又撰文立论，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魏源（1794—1857）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重民爱民，主张富民利民，提出了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的观点。他在《默瓢下·治篇十四》中说：“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者，譬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磬不止。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户庭......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魏源的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老百姓富裕了，国家就有实力，反之，老百姓贫困潦倒，国家也就危如累卵了。这种以富民为强国的前提，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富民主张，形成了魏源重视民营经济的思想基础。

魏源的富民思想中最闪光的一点是，他注意到了本富与末富的区别，并主张末富的发展。本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有田之富民，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末富是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无田之富民，相当于现在的民营工商业。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但魏源认为，无田之富民经营形式多样，手段灵活，其效益远比有田之富民好，因而极力主张末富，即发展民营工商业。这个主张源于他对封建重赋的切肤之痛，以及他对民间商品经济优越性和生命力的深刻认识。也是与抵制官商、治理贪官污吏以促进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主张利用民间商船开展海洋运输，完成南粮北调这件国家大事。魏源针对漕运冗员充斥，漕官营私中饱，运丁、水手行贿弄假等现象，主张漕运改革，提出借助商人的力量，改漕运为海运，变官方垄断（军运）为官督商运（民运）。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贾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这样，可以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可以国便、民便、官便、商便、河便、漕便。1825年，陶澍和魏源组织海洋运输，促进了民间海洋运输业的发展。

第二，实行盐政改革，改盐业官营为盐业私营。食盐是特殊商品，关乎国计民生。在魏源实行盐政改革之前，淮南淮北的食盐买卖实行纲商引岸制，也就是国家把食盐销售的垄断权交给极少数纳课认引的纲商。这些纲商为了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向官府报缴名目繁多的捐派，实际就是行贿，而贪官污吏为了保障中饱勒索之利，允许纲商擅自提价和夹带私盐，两者相互勾结，垄断食盐市场。为此，魏源极力主张废除纲商，实行票盐制，不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纳税，就发给盐票，可以自由买盐卖盐。魏源带头做盐业营销生意，消除了纲商的垄断经营权，减少了转运环节，杜绝了沿途勒索，食盐成本比原来降低了一半，而国家盐税增加了，消费者和从事食盐贩运的盐商都得到好处，出现了商民歌咏的盛况。

在其他领域的经营上，魏源也力主私营，比如允许屯垦旗民兼雇汉民以为之助，海运商人所用纤夫令自雇以免勒索。他还特别提倡股份合作办公司，并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对私营公司的组织形式进行过专门的探讨。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重农抑商、重官轻民的时代，要发展民营经济，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他又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

首先，允许并鼓励商民自办工厂。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里指出，商民自己办厂，制船造机械，由自己决定，自己用还是出售，由自己支配，这从所有权、生产经营权、产品销售权等方面给了民营企业很大的自主权。魏源的这一主张，实质上已成为中国近代发展民营工业思想的发端。

第二，在对外贸易方面，魏源认为，应该将鸦片贸易与正常的对外贸易区分开来，不能因禁止鸦片而放弃正常的对外通商活动。他明确指出国外贸易应该由国内外私商自由进行，大胆提出由政府派军舰为商船保驾护航，以确保出洋私商对外贸易的安全。在《筹海篇·议战》中，他建议，江浙舟师宜专护海......战舰每年可护运暹米、吕宋米、台湾米，内地则护运苏、松、嘉湖米，还可以为出洋之商护货。

第三，每出台一个涉及民营经济的改革方案，魏源都相应提出一套优惠办法。如在变盐业官营为民营的改革中，为减轻民间商人的负担，他提出了六条优惠办法：酌减盐价，以轻商本；酌减钱粮，以减课重；原包出场，以简化改捆、过秤手续；坝盐先运，以利商人；南课之盐，允在仪征出售，以利商人收回成本；北盐南课，应在扬州开局，以利征收。既降低了自由运商买盐的成本，又压低了盐在流通过程中不合理的开销。

第四，倡导公平竞争，打破垄断体制。为了保护一般商民的利益，魏源反对把权力带入市场的垄断经营，提倡公平竞争。在盐政改革的方案里，魏源把垄断经营的官商和坐收渔利的纲商一概斥之为“盐蠹”，列为首先革除的对象。

（作者单位：市委巡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