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物质匮乏、缺衣少食的小山村里，母亲不羡慕家境好的邻居吃穿无忧，只羡慕别人的孩子会读书。

那时，父亲远在广州军区某部当兵。有一次，母亲带着妹妹到父亲部队探亲，把大姐委托给外婆照管，希望跟大姐年纪差不多的小舅舅和小姨辅导大姐的作业。没想到回来以后，发现大姐一百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做。母亲就埋怨小舅舅和小姨没有辅导好大姐的学习，并跟父亲说：“孩子们的教育是一件大事，我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前途。以后，我没有重要的事情，就不到部队来了。”从此，母亲一边做田里的农活，一边亲自督促辅导我们的学习。还有一次，大姐在坪里读课文《燕子飞回来了》，里面有一个“燕”字，妹妹就以为大姐在骂她，她就到母亲面前告大姐的状。母亲对妹妹说，傻孩子，大姐在读书呢，你也跟大姐一起读书。妹妹等大姐帮母亲做事去了，就对着一本捧倒的书咿咿呀呀地念了起来。正在发育长身体的哥哥看见别人家有鸡吃，有葡萄吃，有冰棒吃，可怜巴巴地用手中的竹棍在邻居的门窗上一路划过去。母亲总是把哥哥拉回家里来，要我们读父亲从部队里寄回来的唐诗宋词和四大名著。母亲教育我们多读书，要我们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上世纪80年代末，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家里因为要送哥哥读大学和妹妹读中专，而没有钱送我和二姐读电大，我只好在家里待业。父亲为了排遣我待业郁闷的心情，要我帮他誊抄文章给报社投稿。那个时候写文章是用复写纸垫着誊抄，保留底稿做存根。写好以后在信封上贴上八分钱的邮票投到邮筒里。我誊抄父亲的稿件时，父亲告诉我，中国汉字是方块字，做人就要像这方块字一样顶天立地，堂堂正正。我在父亲的指引下，慢慢迈进金碧辉煌的文学殿堂。我悄悄瞒着父亲给报社投稿，没想到，过不了多久，报社给我发了那篇文章，还寄来了十二元的稿费。我收到稿费的高兴劲儿别提了。

自从我发表文章以后，父亲仍然谆谆教导我，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比自己强的人都可以当自己的老师，就是别人对自己有意见，也要向别人的长处优点学，这样才能进步。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是省作协会员了，但是他碰到比自己强的晚辈、小辈，照样不耻下问，活到老学到老。

有一年，全国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局负责这项工作。父亲帮我报名考试，在这里做计算机录入员。上岗前要培训，两个给我们培训的老师一个姓左，一个姓廖。培训完以后就要考试，标准是输入一万个数字，差错只能在五个以下。那个时候条件差，家里没有电脑键盘练习数字盲打，只能用泡沫雕刻一个键盘模型练习。有时候，我练习累了，只想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母亲怕我练不好，考试不合格，总是催着我多练习。在统计局机房里练习时，左老师和廖老师总是循循善诱，我如沐春风。在刻苦努力的练习下，我考试合格，顺利上岗。正式上岗后，我每天以零差错率保质保量地完成人口数据录入任务，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市级三级优先录入员。这与母亲及两位培训老师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我忍痛搁笔近三十年。现在快退休了，我才重新拾起笔来。有一次，我写的一篇文章还上了国家级报刊，我特别高兴，父亲也为我高兴。

东西南北春常在，唯有师恩留心间。

（姜民，任职于娄底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