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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工具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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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记
我与工具书(二)

易重廉
 

《说文解字》,许慎著。说,释也,释独体之文。解,析也,析合体之字。

《说文解字》一般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作者将9353个字(篆文),归为540部,据形系联,“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创立了按部首检字的方法,集中反映了汉代学者对中国文字形音义的研究成果,是研究中国文字,尤其是甲骨金文等古文字的桥梁与钥匙。但是,《说文》用阴阳五行思想来解释造字原理,当然不尽合理,不尽正确。

《说文》面世之后,颇多散失,唐人李阳冰通过搜集整理,刊定为30卷,其功不小。后徐铉、徐锴兄弟加以校注,亦颇有建树。

研究中国古代的文献,有清一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工具书的研究,当然也非常繁荣。清人的功夫,可能大半花在对汉代那些著名工具书的精深研究上。仅许慎的《说文解字》,统计一下,排得上号的研究者也许就不下百十号人。最大的权威,公认是段玉裁、王筠、桂馥、朱骏声四位。

段玉裁(1735-1815),江苏金坛人,师事戴震,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富。段有感于“向来治《说文解字》者多不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未得许书要旨”,故编纂了《说文解字读》540卷,历时18年。再苦攻13年,《说文解字注》一书才得以大功告成,正式刊出。书出,一代大儒王念孙欣然为之作《序》,并盛赞之曰:“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特别令人惊异的是,段不可能见到甲骨文,即使金文亦不过是偶尔寓目,未必有较深研究,但《说文解字注》中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却往往有与甲骨文金文暗相契合之处,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段改动篆文90个,增加24字,删除21字,过于武断,亦人所共病也。我收藏的《说文解字注》,是1981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藏版影印出版的。

王筠(1784-1854),山东安丘人,有《说文释例》20卷行世,还有《说文句读》《文字蒙求》等书,嘉惠后学多多。王读许书,极精细。如“犬”,上像头耳,下只两足,王细审之曰:“凡善走之物多作两足,如兔兕之类,疾走则足曲,恍惚只见两足也。”我收藏的《说文释例》,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7月出版。

桂馥(1736-1795),山东曲阜人。研究《说文》40余年,成《说文解字义证》50卷。桂与段同时,却缘悭一面。陈庆镛《说文义征原叙》比较段桂二人说:“段书尚专确,每字必溯其源。桂书尚闳通,每字兼达其委。二书实一时伯仲。”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叙》:“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兼及,而尤博于义。”如“牛”字,桂书先引《相牛经》,继贾谊《新书·胎教》,又引徐锴说,引孔子说,引《汉书·西域传》,且兼及颜师古注,最后引《东观记》。够丰赡的。段书则只引《庖丁解牛》一条,似歉单薄。又如“元”字,桂书举《周易》等文献二十多种,可谓搜检殆尽。王筠赞桂曰:“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终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证之。凡所称引,并有次第。”我收藏的《说文解字义证》,是1994年3月齐鲁书社据“连筠簃扬氏刻本”影印的。

朱骏声(1788-1858),江苏吴县人,著有《说文通训定声》。每字分三部分说明:说文,即解释与分析文字;通训,即说明转注假借与义的变化;定声,即考定文字的声音。细而言之,每一个字,包含六项内容:文字训释、转注、假借、声训、古韵、转音。足见朱书对转注假借、声训古韵与文字通假诸项之关心最专最深最细。但有人认为朱在传统转注假借的理解上不尽准确,故运用中难免出现疏漏。不过,朱分析形声字的声符1137个,然后依古韵归入18部,并按古韵与形声声符编排,让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声符与形声字的关系,且进而看出汉语语音的发展与演变,成就是了不得的。我收藏的《说文通训定声》,是1984年6月由中华书局用“临啸阁刻本”加以断句影印的。

《说文》四大家,段氏为巨擘。其余三家,王筠《说文释例》重于形,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则侧重于声。独段氏《说文解字注》,形音义三者并重,非王、桂、朱三家所可及。

(易重廉,曾任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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