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对人物刻画独具匠心，其中最典型的是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小说通过“火烧博望”“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一系列精彩情节，浓墨重彩地描绘诸葛亮的足智多谋，使诸葛孔明在民间成了智慧的象征，被称为三国“三绝”之一的“智绝”。有歇后语云：诸葛亮的锦囊——用不完的计。

然而，倘若认真考究历史，不难发现诸葛亮妙计百出用兵如神的艺术形象，与事实相去甚远。

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草庐请出卧龙冈后，马上就来了个“火烧博望”的闪亮登场。在此一役，曹操差大将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而来；诸葛亮先派赵云诈败诱敌，再请刘备佯装接应，复败于曹军，一直将敌诱至“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的博望坡，然后以伏兵和火攻击之，杀得夏侯惇大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真实的博望坡之战，发生在于汉献帝建安七年（202年），乃刘皇叔亲自指挥的一场“小胜即退”的战斗，是诸葛亮出山五年之前的陈年旧事。罗贯中顺手牵过来，涂抹在诸葛亮的脸上，着实为之增色不少。

无独有偶，《三国演义》中诸如“草船借箭””空城计”之类的巧思和妙计，也是小说作者移花接木，为美化诸葛亮形象所为。据《魏略》记载，草船借箭发生在孙权与曹操的首次濡须之战：“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孙权的睿智令曹操赞叹不已，他那句“生子当如孙仲谋”便由此而来。而“空城计”的真正主人，却是曹操。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曹操的军队出城割麦，吕布突然发兵来攻。曹操情急之下，把老百姓弄上城头虚张声势。吕布策马杀到城下一看，大为惊诧，城内莺歌燕舞，人头攒动，却并无守军；再一看，城外一片树林，深不可测。吕布素知曹操奸诈，恐有伏兵，慌忙下令撤军。

至于“借东风”“三气周瑜”，则纯属罗贯中的艺术虚构。赤壁大战时，27岁的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尚不足一年，只是刘备派驻孙刘联军的联络官，尚无资格参与和指挥作战，“东风”是借来的，还是等来的，轮不上他来操心。正史上的周瑜多谋善断，精于军略，为人性度恢廓，雅量高致，连刘备都称赞说“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罗贯中却为了凸显诸葛亮的智慧和计谋，来了个“扬亮抑瑜”，不仅虚撰了给赵云的“三个锦囊”，还把周瑜写成了不能容人的量小之人，被诸葛亮玩弄于鼓掌之间，最后活活气死了，临死前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更为甚者，吴中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帅哥形象，也被小说作者直接嫁接到诸葛亮身上。

其实，诸葛亮的长项是治理民政和外交，短板正是军事指挥，这点史书早有定论。《三国志》对他有一句评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刘备活着的时候，诸葛亮从未直接指挥过一次重要的战役；刘备死后，他指挥的北伐，不仅未取得过成功，还把蜀国弄得民穷财尽。由是观之，诸葛锦囊，并无妙计。

既如此，诸葛亮“智绝”之名，何以能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呢？因为他虽非战术家，却是实至名归的战略家。诸葛亮是有大智慧的，他提出的“隆中对”是三国时期最伟大的战略构想，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同时，作为政治家，诸葛亮在“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等诸多方面卓有成就，“可谓识治之良才”，当与管仲、萧何相媲美。诸葛治蜀，虽然用的是严刑峻法，但他公正无私，鞠躬尽瘁，蜀国的老百姓都敬畏他，爱戴他，“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或许，对于一个有大智慧、公正无私、深得民心的政府官员，无论文艺作品如何美化和神化，老百姓都是喜闻乐见的。

（彭利文，洞口县人，现供职于洞口县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