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政、史三种藏书里，我的史书比较多一点。青年时代，我买过线装本《二十四史》，又买了前四史，都毁于“文革”初期。来邵阳后，很快又买了前四史，惜均为岳麓书社出版本，欠佳。后见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史记》，有集解、索隐与正义，即抢购一册，朝夕婆娑。退休后，应市老年大学之聘，专门讲了一回《史记》。不知道学员们学到了什么，反正我还是收获了不少。

史书的功能最早是记事，《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中，正也。”《尚书》是古代国家文献的汇编，是记事的。孔子的《春秋》，“寓褒贬，别善恶”，向“资治”方面倾斜了。到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详于治乱兴亡之迹，正式对史著提出了“资治”的要求。1995年6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分上、中、下三册，字型特小，不便老年人阅读。勉强买了，聊备不时查检而已。

与《春秋》一样，《资治通鉴》也是编年体史书，但编得很好，故续书的人不少。宋元易代之际，浙江人胡三省给《通鉴》作了注，深致民族气节与爱国至情于注中，影响较大。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胡注因此而尤彰于世矣！清人毕沅组织了一批著名学者，在前人《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的基础上成《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与司马光书相衔接，即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概而言之，北宋部分较详，元代部分稍略。我离开市老年大学，学员们送了我一部。该书精装四册，团结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定价138元。我很感激。

还有一部《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宋人袁枢读《资治通鉴》时根据某一大事，按起因、过程与结局的顺序而摘抄下来的，后人称之曰“纪事本末体”，很便读者查阅。近读《陈寅恪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陈先生却提醒大家，读了《本末》，别以为就可以不要再去读《通鉴》了。袁抄书太累，偶尔走神，难免出现应抄却漏抄的地方。他漏抄了，你可漏看不得呀！

我国的史著，以“通”命名的颇不少。唐人杜佑的《通典》，是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成就很高，且独居“通”著之首，故向为史学界所倚重。我手头的《通典》是岳麓书社1995年11月出版，分上、中、下三册精装，价98元。虽说楼台近水，得月在先，但杂事丛脞，我至今未曾细读此书，惭愧惭愧！

评论历史著作的《史通》，唐人刘知己撰。《文史通义》，清人章学诚撰。这两部书，对于史著的编写很有用处。我的确爱不释手，每回翻阅，几乎都有新的感受、新的领悟。

在《史通》里，刘知己痛快淋漓地提出了史家三长的著名观点：史才、史学、史识，特别强调史识，倡导“不掩恶、不虚美”的“直录精神”，奉行“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从而盛赞《左传》与《齐志》，批评《春秋》与《论语》，把“真伪莫分，是非相乱”的写史歪风永远抛在脑后。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里，也畅论了“六经皆史”的大史学观点，更在刘的“史家三长”之外，又突出地提出了“史德”的光辉思想。何谓“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就是“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品德。

我生平没有写过多少史学著作。前面提到的那部《中国楚辞学史》，虽有开山之功，但到底是草创之作。功不敢居，草创中留下的缺点与失误，有机会我会努力改正的。

2012年，隆回六中百年校庆，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校史》，请我写几句话作《序言》，不好推辞，勉强交了一篇。《序言》出自勉强，文章却是在刘知己、章学诚两位古人的指导下认真写出来的。所谓认真，就是我写的都是真话。

（易重廉，湖南黔阳人，曾任湖南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