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孙巧云先生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元明清楚辞学史》。该书《绪论》统计了历年出版的楚辞学史的著作，最后，提了一句，说“李中华、朱炳祥的《楚辞学史》与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影响较大”。2015年，王志先生有《百年屈学问题疏证》一书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代序》中也提了一句，说“要了解历代楚辞研究概况，可以参阅洪湛候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李大明的《汉楚辞学史》，孙巧云的《元明清楚辞学史》”。好像我在20多年之前出版的《中国楚辞学史》，对一些青年学者的楚辞研究，一直有一点点帮助他们“了解历代楚辞研究概况”的先导作用。

可能也是2015年吧，我在湖南汉寿出席“屈学研讨会”，有一位金克剑的中年学者，突然在我眼前出现，双脚并拢，右手高举，大叫一声：“立正，敬礼！”接着，就走上前来，与我握手，说：“您就是易先生呀！太佩服了！太佩服了！我是反复读了你的《中国楚辞学史》才一步一步走进屈原研究的！”这话听来有些夸张，但看他态度，实在真诚可感。

我喜欢读书，但一生却没读几本书。改革开放以来，想多买点书读，可囊中羞涩，最终未成气候。

朋友们提醒我，读书、买书、藏书，先找本“目录书”看看吧。有一年，在昆明新华书店见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知此书原不过是介绍了两千二百来部古书的小书。可今天一看，大非昔比，它早已层累地蝶变为一部厚厚的“巨著”了，著名学者钱钟书曾把它收入《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之中而再一次光荣出版。我心情一振，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把书从架上拿了下来，外加陈澧的《东塾读书记》，一并往背包里一丢，不畏千里从昆明背到了邵阳。

我的藏书，分类是自作主张的。第一类藏哲学、政法、历史书。书柜外边，还写了两句话，屈原说的：“抚壮而弃秽兮，来，吾导夫先路！”

在我的理解里，“壮”义为“美”，“抚壮”，抓住美的东西。“秽”义为“恶”，“弃秽”，抛弃恶的东西。这可是屈原一生做人的准则和追求。屈原与孔丘不同。孔丘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屈原却说：“来，吾导夫先路！”我把这一类书奉为“导夫先路”之书，很敬重的。

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抽象概括的总和，是一个人认识世界，把握人生的最高指导。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王国维三十岁时作《自序一》，回忆自己以前学习的情况，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从此，王便有计划，有目的地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地学习了康德的性、理、命思想，叔本华的“意志论”学说。接着，又兼及英人的“实证论”，法人的“自然主义”。再下去，反观于中国，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朱熹，又特别是朱熹的《语录》，都成了王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与指路明灯。

1904年夏，王国维援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理论”研究著名小说《红楼梦》，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楼梦》的中心只在一点：“意志”产生“欲求”，而“欲求”有的是“形而上”的，没有限制的。故人类便必然走入“悲观主义”，而且，还是永远无法获得最终解脱的“悲观主义”。

想“解脱”吗？有两种选择：金钏堕井，司棋触墙，尤三姐自刎，这一种，叫“弃世”。而主人公贾宝玉选择的是第二种，叫“超世”。说白了，就是一生挣扎在极端惨痛的生活中而苦熬、低吟、长哭……欲“超世”，超不出。想“抗世”，抗不了。万般无奈时，便只有胡乱地抓住一根稻草，东张西望地玩一玩“混世”而已。

有人花大力气去“考证”《红楼梦》里的人物，说某人某人即世上的某某人之类。

又有人花大力气对《红楼梦》的每一件事，一件一件地加以“索隐”，说某事某事即世上的某一件事之类。

结果呢？考来考去，一个人也“证”不贴切。索去索来，半点“隐”也“索”不踏实，一无所获。

王国维独辟蹊径，循着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去寻找“出路”。“出路”在哪里？虽然，最后也很渺茫。但与“考证派”“索隐派”相比，王说毕竟是一种理论、一种信仰，值得玩味，值得咀嚼……

王先生从哲学走入文学，最后定格在史学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令人钦佩。

（易重廉，湘中幼专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