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12日，蔡锷国葬于岳麓山。此举不仅打破了岳麓山千年禁葬的传统，更开了国葬之先河。民国著名报人李抱一曾有“岳麓为黄蔡诸烈士破禁”之语。其实，蔡锷逝世后，从遗言“薄葬”到终被国葬经过了不少的曲折。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东京病逝，留有遗言：“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从蔡锷的遗言看，他确实主张薄葬自己，这也符合他一贯节俭、低调的个性，其心地之光明磊落亦可见一斑。黄兴临终前也留有遗言：“吾死汝勿泣，须留此一副眼泪为其他苍生哭，则吾有子矣。”言下之意，并不希望儿女厚葬自己。

1916年11月14日，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追悼》的短评，文中说：“今省中金融困难已达极点，而筹备追悼会诸君乃欲为此有名无实的松枝牌坊等，过事铺张，多费金钱，是岂二公之心愿哉。”建议为黄兴、蔡锷举行薄葬。但《大公报》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请愿电文所淹没。

黄兴去世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纷纷向时任大总统黎元洪、时任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致电，刘人熙、黎尚雯、郭人漳则亲谒黎元洪，共商黄兴的丧葬大典，拟分十事，第一桩便是国葬。国务院因此专门开会讨论黄兴的优恤礼仪，“赞成以国葬者大多数，确定以国葬外，并议定条例”。

而蔡锷去世后，谭延闿首先通电各省：“惊闻蔡公溘逝，悲悼同深……国家追念元勋，自应赐予国葬，并于立功省份特建专祠，暨择地竖立铜像，遗族从优议恤，庶足以示尊崇而昭激劝。”随后梁启超、张謇、唐继尧等先后向黎元洪、段祺瑞致电，主张为蔡锷举行国葬。川南巡阅使杨维向内务部致电，请求“派专使迎接（蔡锷遗榇），葬式宜采用国礼”。内务部向国会提出了为蔡锷举行国葬的议案。

面对这种形势，湖南《大公报》立即转变态度，主笔李抱一以《国葬条例》为题发表短评：“克强先生（黄兴）卒，政府拟锡以国葬，于是有人请制国葬条例，以垂久远。记者方讶谋生之未遑，而谋死者乃如是殷勤，且能与国葬者几人均青年健在，未必遽死，何必为此不急之请。庸讵知松坡先生噩耗自海外传来，彼请者竟如具有先知，岂非异事哉！”

1916年12月，随着《国葬条例》的出台，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水到渠成。当月22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国会议决故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蔡锷，应予举行国葬典礼，著内务部查照《国葬法》办理。”

1917年4月12日，民国政府在岳麓山冒雨为蔡锷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李抱一在《蔡公松坡》一文中如是记载：“维民国六年四月十二日，元勋蔡公松坡国葬于岳麓山之阳，四方会葬者数千人。元首以次，国事鞅掌，不能行，亦各驰一介使来。薤歌相闻，素车属道；市民空巷观礼，亦相与欷嘘。呜呼，盛矣！”三天后，黄兴国葬于岳麓山，同样盛况空前。

根据民国《国葬条例》，享受国葬者大约有六项内容：一是给予十年以内的抚恤金；二是给予死者遗族年金；三是派大员致祭，并给丧葬费；四是下旗志哀；五是宣付史馆立传；六是设忠良祠。可见，国葬是对逝者最高的礼遇，绝不是一般的厚葬所能比拟的。但对于黄蔡二公本人而言，薄葬也罢，厚葬也罢，都没有太多的意义，但对于他们所奋斗的革命事业来说却不尽然。

对此，湖南《大公报》刊发的评论《论黄蔡二公之国葬及国民之感想》一文中有所揭示：“夫二公之国葬，固由于国家之崇德报功，二公之功德，自在天壤，岂以国葬而有所加多。而国家必以国葬与二公者，非徒为尊崇二公计也。亦非徒欲以二公之功德昭示于国民也。亦欲使国民作其崇拜英雄之气，夺其功名之心而已。”如此看来，国葬黄蔡二公，并不在于尊崇他们个人，而在于“使国民作其崇拜英雄之气”，提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士气。

（张东吾，新邵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