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稍微有点记忆的时候，就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除爷爷、奶奶、父母外，光兄弟姐妹就有九人。人口虽多，但主要劳动力却只有父亲一个。父亲很能干，家里十来亩地每年的播种收割全靠他一双手。大哥、二哥虽也能帮着干点活，但还是唱不了主角、挑不了正担。父亲还是个多面手，做个桌椅板凳、织个篾篓、打个水桶，样样都里手。只要是雨雪天气，父亲就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些工夫上。因此，虽然家里人口多，事情杂，由于父亲勤劳，母亲精打细算，日子还算勉强过得去。

正在一家人靠着父亲的努力艰难度日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受伤了。那是一年冬天，父亲要借农闲去向一个姓余的师傅学点堪舆知识。师傅离我家虽然只有二三里远，但要经过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冲。每到晚上，这里常有野兽出没，当然也就有人晚上在这里设陷阱、放驽箭。有一天，我父亲回家迟了点，天黑没有防备，被毒箭射穿了左小腿。从此，父亲好长一段时间就只好躺在床上。

祸不单行，看到唯一的儿子受伤严重，奶奶心疼不已，加之年事已高，经受不起打击，一病不起，不久也就去世了。在料理丧事的时候，父亲不能跪拜，只能搬把椅子坐在灵柩旁伤心流泪。奶奶的墓地离家里有十多里。下葬那天，有人劝父亲坐轿子送奶奶上山，但父亲坚决不肯，觉得这不应是一个孝子所为。他让人将家里的一把竹椅绑上两根抬杠，形状有点像滑竿，让人抬着他。一路上，他不时向棺木拱手作揖，以表达对奶奶的哀悼和愧疚。

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在装犁，我们则一旁玩耍。他在抽空歇息用水烟筒抽烟的时候，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5角的票子，要我和三哥去三里外的供销社买盐打煤油。当快要接近供销社的时候，才发现那5角钱不见了。这下可大祸临头了。那时的5角钱是什么概念啊，它可以买一斤多猪肉、买五斤砂盐、打三斤半煤油、买十七个肉包子……怎么办？三哥不敢回去面对父亲，就对我说，“钱是我丢的，你先回去和父亲说，父亲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傻傻地听了三哥的话，站在父亲面前，鼓起勇气说了句“三哥把钱丢了”，开始父亲可能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待他听清“钱丢了”三个字后，放下手中的斧头，顺手就给我一巴掌。我摸着热辣辣的脸，哭了起来。也难怪，日子艰难啊，父亲一个人要撑起一个这样大的家庭，挣一分钱都不容易，何况5角钱，它会让全家吃多少餐淡菜，熬多少个黑夜。父亲是很疼爱我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我，记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由于过度劳累，父亲染上了肺结核，每天咳嗽不止，1960年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由于太突然，就我一个儿子守在身旁……

母亲也是用她那羸弱的身体和父亲共同支撑起这个家的。别的不说，光一大家子的一日两餐、缝补浆洗就够她操劳的了。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山上捞柴回来做早餐，白天要帮着父亲下地干农活，晚上还要就着微弱的豆油灯给我们兄弟姐妹缝补衣服。边补还要边颤着喉咙唱儿歌：“身上连，中状元；身上补，做知府。”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力求上进的。

记得是一个春荒时节，父亲生病在床，家里揭不开锅了，那时大哥带队在洞口一带剿匪，已经半年没有音讯。母亲听说离我家二十多里的一个地方开仓卖粮，只好穿上草鞋，带着身体瘦小的二哥前去购粮。母亲和二哥各挑了40斤谷子，母子互相照应，互相鼓励，沿着崎岖山路慢慢往回走。母亲从来没出过远门，更没有挑担子走过远路。天黑好久了，还不见他们两个回家，一家人都急了，打着火把去接，接了近3里地，才见到他们的身影。回到家里，脱下母亲的草鞋，可怜“三寸金莲”变得血肉模糊。我的眼睛模糊了——做儿子的什么时候才不让母亲劳累，让她过上好日子啊。

父亲去世了，母亲年纪大了，本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儿子媳妇都要去生产队挣工分糊口，一群年纪尚幼的孙崽孙女怎么办呢？母亲只得又担当起了照看的责任。记得那时需要看管的有十来个，小的还在坐摇篮，大的还没进小学。怎么办啊，门前又有两口水塘，母亲生怕有什么闪失，一天到晚除给这十来个人喂饭擦屁股外，还要拿着一根拐杖在水塘边巡游。待媳妇们收工回家后，她“交完差”四身骨头就像散了架一样躺到床上，连饭都不想吃了。母亲常对我们说，她就是一个劳累的“八字”，但在我们看来就是子女无能。

后来，兄弟们的家境稍好了点，我也参加了工作。当时我每月工资36元，在其他兄弟提供口粮的基础上，我每月给母亲5元的零花钱，她感到很满足。我还不时接她来城里暂住，逛逛公园，看看她喜欢的花鼓戏，算是享了几天清福。

（作者系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