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蔡锷是个能观透大势，深谋远虑，做事极审慎且果断之人。从1913年7月12日起，当国民党人李烈钧在广西、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分别宣布独立讨袁时，蔡锷持反对态度。他对袁世凯还抱有希望，或者说他没有看清楚袁的真面目。但是，当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同时导演各省所谓“请愿代表”，向参议院递呈《变更国体请愿书》时，蔡锷彻底认清了袁的面目，决心坚决反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蔡锷多次与其老师梁启超密商，认为发动护国一役势在必行。

1915年8月15日，蔡锷深夜乘火车到天津与梁启超见面，就尽快开展反袁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周密策划，并向周钟岳交待了诸多行动步骤的细节。同年10月14日上午，京畿军政执法处排长吴宝鋆率五名士兵闯入蔡锷住宅搜查（蔡上班不在家），声称持有大总统令，查抄何姓盐商寄存之赃物，结果一无所获。周钟岳遵嘱将与云南来往的书信文电悉数转移。周钟岳回忆，查抄后某一天，蔡愤慨地对周说，是陕人路某向公府告密，说云南反对帝制，蔡锷也信件往来参与其中，致使私寓遭查抄。蔡锷出走到天津后，声称自己有病需要医治，并住进了天津共和医院。离京前嘱咐周钟岳随后把文件、电报及密码本等送到天津。16日，周钟岳遵安排到天津与蔡锷密晤，然后返京。19日，周钟岳在北京接到蔡锷电话，告知他即将登上日本客轮“山丸号”去日本。周钟岳按先前商量的步骤，以蔡锷的口吻写了一份因病请假的报告呈送袁世凯，以延缓袁世凯封锁口岸的时间。袁不明其中密情，立即回电蔡锷，催他回北京疗养。此时蔡已远走日本。蔡锷与周钟岳所演“双簧”圆满成功。

那么，蔡锷出走北京到天津的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当蔡锷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以后，博名邀功者众多。任职交通部的曾鲲化、澳大利亚驻华记者端纳都称自己是策划者和实操者。小凤仙更是借梯上楼，默认社会上塑造她深明大义、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侠女形象。其实都缺乏事实依据。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曾业英认为，当事人、黎元洪的亲信哈汉章在《春耦笔录》里的记述最为合理可信。蔡锷成功摆脱袁世凯的控制而到达天津，除事先与梁启超、周钟岳等人策划外，打掩护的是蔡锷的同学哈汉章、刘成禺、张绍曾，护送者当然是李鸿祥等人。1915年11月10日，哈汉章祖母80寿诞，在钱粮胡同“聚寿堂”大宴宾客。蔡锷赴宴，并约上几个人“聚博终夜”。第二天早晨还没到上班时间，蔡锷便来到位于新华门内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让人感到是袁世凯要召见他，他提前赶到了。接着又当着众人之面，佯装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中午十二点半一起吃饭。因此，那些监督蔡锷的便衣们便放松了警惕。趁便衣们不在身边，李鸿祥等人便簇拥着蔡锷去了前门火车站，搭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蔡锷成功逃脱，哈汉章参与策划的嫌疑最大，“从此宅门以外，逻者不绝”。刘成禺、张绍曾责任次之，也在被监控之列。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因为小凤仙并没有接到蔡锷电话，所以她根本不知情。既然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小凤仙坐骡车直奔丰台火车站，车内掩藏松坡”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哈汉章等人也参与了对小凤仙的美化宣传。其目的在于遮人耳目，开脱自己，以免牢狱之灾。后来的文学作品美化小凤仙，是为了图书的销量和影视的收视率，逐利而已。

历史事实表明，小凤仙只是一个经历坎坷的普通人，一个唱歌好听的普通妓女。如果说有功，就是小凤仙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蔡锷与袁世凯“智斗”的人设道具。从逻辑上分析也是如此。小凤仙的年龄、经历，以及她的知识和政治水平，决定了蔡锷与她的交往，没有也不可能有家国大义的共同语言。从另一方面讲，蔡锷是何等深沉谨慎之人，怎么可能向她倾吐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心曲？如果把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看成是“惊世之恋”，那就不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而且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