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佐是北宋仁宗朝的宰相，他和哥哥尧叟、弟弟尧咨，在父亲陈省华和母亲冯氏的教导下，均成为英才俊杰。陈尧叟是宋太宗时期的状元，后官至宰相，因治国有方，倍受皇帝恩遇。陈尧咨文武双全，咸平三年中状元，曾两任主考进士的考官，后弃文从武做了大将军。陈尧佐是一位勤奋务实、政绩突出的良臣，中进士后，从最基层的县尉一级级做到宰相。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书法家，深受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推崇。欧阳修在《卖油翁》中介绍陈尧咨射技的同时，更满腔热情地为陈尧佐写下洋洋2000余字的铭文赞叙。

陈尧佐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死后被谥“文惠”，其冒险戮鳄、捐米救灾、筑堤治水等德政，掩盖了他的文名，而其书法成就更被宋代如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众多名家遮蔽。但是，从典籍记载和碑刻遗存可以发现，陈尧佐的书法成就非常人可以比肩。

对陈尧佐的书法，《宋史》称：“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老犹不衰。”宋代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书画》介绍得更为详细：“陈文惠公善八分书，变古之法，自成一家，虽点画肥重而笔力劲健。能为方丈字，谓之堆墨，目为八分。凡天下名山胜处，碑刻题榜，多公亲迹。世或效之，皆莫能及。”“八分”这个名称出现于汉末魏晋之际，它是一种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隶书，亦称“分书”或“分隶”。相传秦汉时期书法家王仲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创造“八分书”，故名。

从典籍的介绍可知，陈尧佐对隶书进行了改造，所书写的“八分书”字形特大、点画肥重，自成一格，被世人称之为“堆墨书”。这种点画肥重的“陈隶”，很适合题榜铭碑，当时请陈尧佐书碑题字的大有人在。

在宋代，隶书的身份、功用发生了改变，它不直接作为文人创作的主要对象，而被视作书法训练的重要基础，是书学修养的重要体现。宋初的隶书普遍存在因袭唐隶的倾向。陈尧佐的“堆墨八分”能够“变古之法，自成一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改造，文人化的因素得到彰显，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小看的。

在嘉庆《长垣县志》卷十四《艺文下·诗》中，可以看到《全宋诗》失录的陈尧佐五言绝句《登寺楼》：“晓日都门路，春风古寺楼。归心与吟意，自爱且迟留。”在同书巻十五《金石录》中还收录该诗的碑刻拓印，碑刻的字体正是陈尧佐亲自书写的“八分书”。由此可见，陈尧佐的书法结局大气磅礴，结体横向扩展，运笔秀美流畅，燕尾飘逸多姿，其字体风格表现为既端庄刚正、遒劲有力，又精到细腻、一丝不苟，即使刻到了石碑上，那细细的游丝依然清晰可辨。

陈尧佐的书法因特色浓烈、个性鲜明，既在宋代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流传下来不少有趣的书苑轶事。陈尧佐曾与洛阳石中立同在相府共事，石中立一向诙谐逗趣，有一回竟然拿陈尧佐的书法开起玩笑来。在他们办公的政事堂里，有一张大黑桌子，石中立取来白色的灰粉，堆成一堆放在桌子的正中央，对陈尧佐说：“我经常学习你的堆墨书。你看，我已经能写‘口’字了。”陈尧佐知道石中立是在取笑自己的堆墨体书法，心里也不恼不急。类似的趣闻还有一则：陈尧佐任郑州知州时，曾在府中摆宴，一位伶人说：“我想写个字。”于是拿出一张大纸，用浓墨全涂黑，然后用白粉笔点上四点。陈尧佐问道：“你写的是什么字？”伶人回答：“这是堆墨书写的‘田’字啊！”陈尧佐听后一笑置之。

陈尧佐的母亲冯氏虽然贵为诰命夫人，但很体贴下人，常常带着儿媳们帮厨。如此家风熏陶下的陈尧佐，养成了为人宽厚，性情温和的品格。上述两则书法趣事虽然未必确有其事，但契合堆墨书的风格，也与他的性情相符。而接下来这则关于他的书法逸事，就显得不大可信了：传闻陈尧佐游览长安佛寺时，方丈请他为佛寺题词。一位侍从不小心打翻砚台，弄脏了陈尧佐的鞋子。陈尧佐一怒之下，便将毛笔塞进侍从的鼻子里，随行者无不大笑。依笔者看，爱民如子的陈尧佐断不会这样野蛮跋扈，他那稍微骄横一点的弟弟陈尧咨，做了将军后，还被母亲打了一拐杖。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