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末年之际，杨完者绝对是一个高光角色，也是一个悲情英雄。但他却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一位军府参谋终生的景仰，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杨完者，字世杰，原名杨通贯，谥忠愍，赠潭国公，元末武冈路绥宁县(今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杨完者出身苗家土官，他在元廷风雨飘摇之际，于1352年起兵“为国平乱”，累建战功，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左丞、右丞，成为威震东南的苗帅，与李察罕并称为元末“擎天二木”。

随着征伐加剧，杨完者对人才愈加渴求。当时的中国大地上，不论是反元的，还是拥元的，都在尽力招揽人才。朱元璋身边聚集了刘伯温、宋濂、朱升等一班著名谋士，而施耐庵、罗贯中、陈基则为张士诚服务过。杨完者听说诗人张昱后，主动伸出了“橄榄枝”，立即派人前去礼聘。张昱，字光弼，江西庐陵人，史称其“才气纵逸”，青年时即诗名远播。张昱避居西湖，投诗婉拒。其诗云：“行年将近半百岁，大醉岂能千万场？”“今朝画省无公事，又得从容少避嫌。”意思是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功名利禄之心已淡，不想为公事所累，还是另请高明吧。但最后张昱还是为杨完者“削迹不烦三顾重”的诚心打动，在1356年答应出山，成为杨完者的军事参谋，后迁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

张昱早年的诗歌多流于颓唐委顿，但在杨完者军府期间，他不仅诗兴勃发，留下了他参加相府宴饮、聚谈、弈棋和受杨完者委派迎送朝廷使者、祭祀孔庙、去苏州征粮、去普陀洛伽山寺祈佛等活动的大量诗歌，而且一改诗风，写得极为豪迈雄奇。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记载，张昱在杨完者军府之际，“一时富贵华侈，尽见于诗云”。

然而昙花易谢，好景不长。1358年，当杨完者率部与朱元璋作战之时，江浙行省知枢密院事达识帖木迩与张士诚勾结，从背后捅了他一刀，杨完者兵败自杀，而张昱则在变乱中侥幸活了下来。杨完者之死，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苗军是民兵、土兵，朝廷对苗军一方面笼络使用，一方面又极力遏制打压。《廿二史札记》指出：“边地用兵，动以十数万计。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许兵数？且费亦不訾。则调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废也。元末已调苗帅杨完者入内地剿寇。”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称杨完者“矜己犯分，贪财好色”，但又说“君子责备贤者，于此可以略之”“完者宠荣过望，岂有贰志？忠君爱民之道，颇亦见诸行事。”由此可见，杨完者虽然不是完人，小节有亏，但大节不失。杨完者之死，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杨完者最受人指责的地方是苗军军纪不好。江浙一带有民谣：“生不谢宝庆杨，死不怨泰州张。”其实这个民谣本身就有问题，元朝武冈军与宝庆军地位是平等的，直到明洪武九年才归属宝庆府管辖，杨完者应是“武冈杨”或“绥宁杨”才对。但从宋濂《宣慰曾侯嘉政记》的记载来看，苗军虽然有军纪败坏的部队，但也有曾华这样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的“铁军”，“每出率一队，辄用数骑监之，若鱼贯，若雁行，无敢乱越”。

“一诺奉明主，千秋共哀荣。从容就长夜，斯人岂偏生？”杨完者兵败身死后，张昱自绝仕途，隐居西湖，时人称其“诗名优于张藉，生计劣于陶潜。囊无一钱之留，家徒四壁之立”。当张士诚邀其入幕时，张昱愤然投诗云：“相君求米若求雨，员外得船如得仙。职忝下僚班可耻，情通邻好亦堪怜。山中棋局迷樵客，溪上桃花误钓船。醉把玉杯无所计，不胜惆怅晚春前。”张士诚见诗，羞愧不已，知张昱终不肯屈就，只好作罢。

张昱晚年的诗歌，充满着对杨完者的追思、景仰，终生不泯。如《杨忠愍公墓上作》：“梦觉邯郸万有空，邦人犹自说英雄。道家论将忌三世，臣子报君惟一忠。浅土何堪封马鬣？迷魂犹自恨秋风。死绥固是将军事，国史旗常画隽功。”又如《过杨忠愍公军府留题》：“总是田家门下客，谁于军府若为情？林花满树莺都散，雨水平池草自生。街上相逢惊故吏，马前迎拜泣残兵。能言楼上题诗处，犹有将军旧姓名。”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杨完者与张昱之交显然不是势利之交，而是君子之交，虽淡于水，却浓于血。尽管史料中关于杨完者的记载非常稀少，但他能够让张昱如此忠心地追随，我想除了他对张昱的知遇之恩外，恐怕其“大节不失”的君子之操才是真正打动张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