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个心愿，我却不知道是什么。

那天中午，母亲打电话叫我回乡下，说宰了一只鸡。我刚上任，一摊子事等着处理。大小饭局，我请人家，人家请我，从月头排到了月尾。我实在分身乏术，直接跟母亲说，没空。

母亲说，家里的老母鸡宰了。我有些惋惜。我和妻子都喜欢这只老母鸡，它下的蛋，又大又圆，两个孩子都用它的蛋来补充蛋白质。我跟母亲说，老母鸡肉太硬，不好吃，很多人都不吃。而且，老母鸡鸡头的毒素高，鸡脖子淋巴多，鸡屁股病菌多，是万万不能吃的。平日里，鸡头、鸡脖子、鸡屁股都被母亲吃了。

我煮了一个晌午，你得回来。母亲在那头哽咽。我不得不赶回家。母亲已经把一大盆的鸡肉端上桌子，喷香喷香的。这么多？趁儿子不在，我啃了一只鸡腿。公鸡也老了，一块宰了煮。我十分诧异，那只公鸡是母亲的宝贝，一身羽毛，通红似火，“喔喔喔”的打鸣声，嘹亮，威武。重要的是，这只公鸡和我的小儿同年，拉长脖子，和小儿一样高。小儿和这只公鸡投缘，每次回家，手里总有扔不完的玉米粒儿。

母亲把碗筷递过来说，赶紧吃吧，知道你忙，事多。吃不完的，打包回去。你也吃。我挑出一块胸脯肉，轻轻放进母亲的碗里。母亲看了一眼，徐徐地把肉夹回盆里，颤颤地说，娘老了，吃不动。说完，母亲把头偏向一边，抬起手，用袖襟抹了抹眼角，低着头走开了。不知母亲是真的吃不了，还是舍不得，亦或是不忍心，毕竟这只老母鸡和她处了六七年，有了感情。

我瞥了一眼，母亲的眼角淌着泪水，袖口润湿了一大块。我把口中的鸡肉咽进肚里，放下碗筷，打着嗝说，母亲，别伤心。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逃不过，何况是鸡。母亲说，娘老了，怕是也逃脱不了。娘这辈子，苦尽甘来，有个出息的儿子。儿子给家里争了光，添了彩，本该知足了。可是，娘还有一个心愿。

我正听着，母亲却突然没了下文。

母亲把剩下的鸡肉打了包，叮嘱我尽快送回家。我刚上车，母亲追了出来，从身后甩出一把鸡毛掸子，交到我手中，缓缓地说，娘老了，这是娘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娘这辈子，没其他奢望，只求……母亲吞吞吐吐，又突然没了下文。

下午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会后还要处理几件紧急的事情。我把鸡毛掸子和鸡肉端进车尾箱，急急忙忙往城里赶。

我直接去了单位，马不停蹄地开会，谈话，奔赴饭局，直到两天后，被车上的气味呛到，才想起尾箱的鸡肉来。我捏着鼻子把鸡肉和鸡毛掸子捧出来，扔进垃圾桶，从单位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母亲的鸡肉被我糟蹋，很不是滋味。快到家了，我突然感到那把鸡毛掸子别有不同，掉头返回单位，捡起鸡毛掸子，冲洗干净，放回车上。我很庆幸找回了这根鸡毛掸子，上面的羽毛全都来自那只老母鸡和大公鸡，红黄相间，长短搭配，一圈一圈，紧密缠绕。我捏着这把鸡毛掸子，像拎了一把秤砣，忽地沉重起来。

如母亲所说，她老了，没多久躺进了医院。我还是很忙，离开办公桌半个小时都不行，没多长时间陪在母亲身边。母亲临走前，已经无法言语，我把脸贴上去，隐隐感到她在说：孩——子，听话……

“听话”两字把我拉回童年。小时候，每每犯错，母亲都会捏着一把鸡毛掸子，佯装打下来，嘴里反复念叨，再不听话，打你屁股。

母亲是一名下乡知青，母亲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后来，母亲嫁到村里，成为地道的农民。母亲走了，我却不知道她的心愿是什么。母亲留给我的，只有一把鸡毛掸子。我把它带到办公室，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每每彷徨不安，犹豫不决时，我都会静静地望着它，直到心如止水，清风自来。

（陈海红，新宁县人，作品散见《微型小说选刊》《长沙晚报》《羊城晚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