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祖父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的手颤抖不停，电话那头父亲余下的话一句也没听清。一个人，孤独地在校园游荡，透过朦胧的泪眼，我仿佛又看到祖父瘸着腿的蹒跚身影。

“爷爷，您走路怎么瘸着腿啊？“年幼的我坐在祖父的膝盖上，好奇地询问。

“孩子，那是万恶的土匪给我留下的记号！”祖父的胡子一翘一翘，慈祥地拍着我的小脑袋。作为家中唯一的孙女，我总能得到更多的宠爱。

“那，您身上那么多的伤疤呢？”我总喜欢刨根问底。

“孩子，每一个疤都有一个故事。爷爷都讲给你听，好吗？”祖父关上电视，放下蒲扇，打开风扇，从冰箱中拿出两瓶王老吉，随手递给我一瓶。祖孙俩在炎热的夏季越过时空隧道，又返回遍布硝烟的年代，拂去厚厚的尘埃，铺开长长的历史画卷。一次次，一年年，我终于读懂了祖父满脸的沧桑。

祖父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四岁的时候给地主放羊，一天两顿玉米粥，晚上睡羊圈。二十岁那年参加了“三青团”，后来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1944年弃暗投明，加入人民解放军，后来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受伤后退伍务农。后来又把我从未见过面的大伯送上朝鲜战场。美帝赶跑了，大伯却再也没有回来。祖父对部队的代表说：“孩子死得值，不愧是我的长子！”一席话说得部队的同志连连点头，大为叹服。祖父说那是实在话，大伯尽了自己的职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事业，死得其所。我也知道，祖父对旧社会饿死的大姑及没钱医治而病死的二姑一直心中有愧，对当时的社会咬牙切齿。

1978年，祖父当上了村支书，也许是大家的厚爱，也许是因为祖父身上有着厚重的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祖父从村支书的位置退下来，却时不时给新的领导班子出谋划策，得了个“第二村支书”的美称，祖父对此常不置可否。但我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们村已有一半多的家庭有了电视，而有些偏僻的地方，连电线杆都没有。1998年，祖父买了手机。祖父常常说：“赶上了好时代！”

1995年，我家装了电话。到去年，我们村已有106户人家装上了宽带。祖父去年病重时对探望他的乡镇领导说：“我舍不得死，老战友们一个个去了，剩下我见到这样的好社会。我一定要多活几年，亲眼见到咱村户户用上‘可见到人的手机’（智能手机）。”可惜祖父没有等到这一天，带着遗憾永远离我们而去了。百里之外的我再也不能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再也不能报告我的工作生活了。

祖父对台湾还未回归一直耿耿于怀，这也是他老人家的一块“心病”。他常常自言自语：“哎！还缺一个，香港、澳门回来了，还缺一个。”“爷爷，我告诉您，台湾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我多想告诉至死仍对台湾念念不忘的祖父，作为老军人，您的表现相当出色，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

短暂的人生，漫长的历史。祖父曾对我大发脾气，仅有一次。我贪玩逃学一天，老师家访时我固执地说不读书了，认为读书没用。祖父没听完老师的话就怒不可遏地一拐杖扫过来，老泪纵横。祖父当众掉泪，是我见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祖父后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那一刻，我猛然惊觉肩上沉重的责任。祖父老军人的火爆脾气意外地获得大学毕业的老师的称赞。老师说那是一种骨气，一种传统的傲骨。

祖父是党的同龄人，他老人家常引以为豪。祖父，您放心地走吧，我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您点点滴滴的教诲，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