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跟稻田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还不太晓得犁田，爷爷手把手地教，母亲带着我在田埂上看。幼时看耕田觉得好玩，稍大一些，我就盼着交粮谷。

经过二十多天没日没夜的“双抢”，交国家粮的时刻来了。晒好的稻子装进蛇皮袋，放拖拉机上码整齐。爬坡时，拖拉机冒着黑烟，大人在下面齐心协力推，我站在袋子上喊加油。到了粮站，穿衬衣凉鞋皮肤白皙的粮站工作人员，拿着长长的带有凹槽的铁棍插入蛇皮袋，凹槽里的谷子金黄，饱满。过称后，谷子倒入粮仓。看着自家的粮谷像金色的瀑布倾泻而下，我有种莫名的惆怅与快感。我家七亩田，缴纳国家粮一千多斤，十多袋。

父亲拍拍手，指着波浪一样的谷山说，攒劲读书，呷国家粮，晴天晒不到雨天淋不到。读书要是不努力，跟爸爸一样玩泥巴，吃苦的日子在后头。望着父亲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水，我似懂非懂，使劲点头。

冰棒是交粮谷后最大的慰藉，我舍不得嚼碎，一直要等到慢慢融化，一下下舔，一滴滴等，最后的冰棍棍子，都要在嘴里含半天。

我成绩还行，被保送到二中。母亲心疼我个子矮小，给我送了几个月的米。这次母亲又准备送我，父亲坚决不让。

“有手有脚，送么子送？”父亲板着脸。

“本来就没好高，挑担子更加压矮了。”母亲替我求情。

“挑多少算多少，有些苦，必须要自己吃。”父亲严肃地补了一句，“少时轻快，老来受罪！”背起锄头往田间走，留给我一个顽固的背影。

三十多斤米，五六里路，摇摇晃晃，加上二中的那个几百米的陡坡，搞得我筋疲力尽。那个月的红色饭票，我一张都不敢乱用。

在二中念了六年书，挑了六年米。高考后，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父亲似乎看到我有吃国家粮的希望，眼放亮光，但转眼间又愁云密布。我知道，他在为学费发愁。以往几百元学费生活费，总是靠父亲卖米，现在几千元生活费，靠卖米，一下子哪里凑得齐？母亲想个办法，办酒。办一场酒，学费筹齐。办理户口粮食迁移手续时，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以后，就靠享你的福了！我望着头上还有稻飞虱爬动的父亲，心里发下宏愿，等我拿工资了，您就不用种田了。

二

寄回去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底气十足地跟父亲说，少做一点，以后我养您。父亲笑着说，别个七八十岁照样种田，你爷老子还行，现在不用你养。父亲说是这么说，还真的少种一些了。农业税取消后，父亲把路程远、水程远的田交给别人种。隔得近的几丘田，父亲还是放不下。他说，家中有粮，心里不慌。我知道，父亲要做的事情，一下子劝服不了。看着父亲气色还好，那就顺着他，让他种田，就当是锻炼筋骨。

认真思考让父亲必须少做点或者完全休息，那是父亲捐肾救我之后。那个在田里拿着鞭子吆三喝四的父亲，那个讲话说一不二硬气如斯的父亲，那个说过要享我福的父亲，麻醉醒来，疼得忍不住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认真地听着医生交代：注意休息，饮食清淡，戒烟戒酒。

父亲出院后，老老实实戒烟戒酒戒了半年，后来烟照抽，酒照喝。母亲唠叨多了，他直接甩过来一句话：“上了六十，得了个寿字，死也划得来了。”我们越是小心翼翼，他越是毫无顾忌。

对门有个老人走了。旁观者唏嘘长叹：划不来啊，活生生累死，没享半点福啊！

父亲好像顿悟了，说，我再也不背犁了！父亲嘴上说不再背犁，实际上就是把最累的活儿花钱请人做，但是干得动的活，还是一定会干。“要我歇下来，除非我进了土眼里。”父亲说。

三

跟父亲不能硬顶，只能顺着来。我们扳着手指跟父亲算经济账：一亩五分田，1500斤谷子，算120元一担谷，总共也就1800元；刨掉请人的工钱，肥料，还剩几担谷？霸蛮种田，若是身体不适，进趟医院，是不是随随便便几十担谷子不见了？

那次，父亲晚上出去放水，电话打不通，我们的心总是悬着。要知道，水渠两旁都是一人高的茅草、带刺的蒺藜。母亲说，要是踩到蛇怎么办？遇到“倒路鬼”何得了？

第二晚，我们打电话给父亲，无人接听，打电话给母亲，说是父亲在街上没回家。这下我们急眼了，给在镇上的朋友打电话。朋友敲开父亲理发店的门，原来父亲前晚通宵干活，晚上七八点就睡死了。虚惊一场！此后，我们决定先斩后奏，违背父命一回。我们瞒着父亲，把耕地承包给了村里的烤烟大户。

烟雨朦胧的季节，父亲依然往田里走。这回，他遇到邻居戏谑的眼光：“你的田，被你崽包给别个啦！”

父亲背起锄头气冲冲往家里赶：“我还做得动，就要混吃等死？”

“到外面买米，哪有自己种的米放心？”母亲也帮着说，外面哪有这样的谷，不打农药？哪有咱家的米这么漂亮？

“我们吃什么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想与你们一起，多吃个几十年的米。”

父亲愣神，放下了手中的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