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大半辈子，看了无数的好电影，见证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再到3D的演化过程，可我却依然没有活成电影迷。只是年少时，为了一场电影，翻山越岭，披星戴月，一口气追了50余里，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的农村大部分的村院还没有通电，当然就没有电影和电视可看。但县里组织的电影放映队，时常会带着发电机下乡放电影。一般每个村子，在一个月内会放一场电影。但年轻人绝不满足，于是，就千方百计打听电影队的行踪。哪个大队放电影，哪里就会出现我们的身影。那时我还小，觉得追逐看电影的过程比电影本身更有味道。

初看电影《地雷战》时，我坐在父亲的大腿上，到上小学过“六一”时，学校组织大家看的电影也是《地雷战》。这辈子还没过完，《地雷战》看了上百遍，但我还是造不出地雷来。《南征北战》是上初中时才开始看的，我觉得比《地雷战》更过瘾，但依然是黑白世界无色彩。那时看电影没有选择，人家放映啥，我们就看啥，演电影的人在荧幕里《南征北战》，机枪大炮打得荡气回肠，我们追电影看的人在乡间小路上东征西讨，落荒而逃。依然记得，当年在二中的大操场里放映的电影《农奴》，那感人的故事，让观众们难过揪心。那是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场电影，我第一次在别人的故事里，流下了自己的眼泪。

再后来，革命样板戏出来了，最先放映的是《智取威虎山》，估计这是电影从黑白变为彩色的开始。我喜欢看杨子荣滑雪的身姿，喜欢听座山雕们的土匪黑话。很喜欢那句“天皇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台词。爱模仿的小伙伴们，日后竟然把它演变成看电影的联络暗号。只要听到“天皇盖地虎”，就说明今晚有个村庄放电影，回答“宝塔镇河妖”，就是应答对方：我也要参加。看《红灯记》时，我还没有铁梅大，自然还不是看妹族，我喜欢李玉和的唱词唱腔，“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看了几回以后，我也无师自通地哼唱起来，自娱自乐地扮演起少儿版的李玉和。那时候，《白毛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同情喜儿，痛恨地主黄世仁，对杨白劳的死感到悲愤。“北风那个吹”，吹进了我的脑海，使我明白，这世上有杨白劳和喜儿一样的好人，也有黄世仁一样的坏蛋。年少的我感悟人生冷暖，就从看电影中起航远行了。

男儿大多崇拜英雄，《董存瑞》就是少年的榜样。读初中时，我们与电影中的董存瑞更加贴近，只是他的时代战火纷飞，我的年代风平浪静，要是时空更换，换位思考，我也会义不容辞。为了新中国，为了全人类，同样会举起那个炸药包。16岁那年，听汽车站柳站长回来说，县城电影院放映的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一天放映四场，观众人山人海。于是，一句“天皇盖地虎”，得到十来个“宝塔镇河妖”的回复。我们火速集结，马不停蹄，连续疾走50余里，傍晚到达县城电影院，买了个站票，终于见到了《卖花姑娘》。意外的是第二天起床时，我的一双脚板全是血泡，在室内踱步，也得咬紧牙关。伙伴们知道后就开始笑话我了，一个细皮嫩肉的爷们，干脆去卖花算了。到现在，我还记得黑皮大哥当时给我打气安慰时说，你看人家卖花姑娘不远千里从朝鲜到中国来，我们往返才100多里，比她近多了，要是让你跑去朝鲜看卖花姑娘，那你身子骨早就散架啦，长几个血泡有啥关系呢。当时，我在心里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发达了，一定要搬到县城来住，就把房子建在电影院隔壁，省得看电影跑长途。

如今，不管城市和乡下，基本上普及了电视，电影没人放映也没人看了，就连县城的电影院也改成了超市，只有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中，电影才有可能露一下脸。虽然从前大操场、晒谷坪看电影的大场面很难再现，但新的追影人已匆匆地行走在路上，3D电影院依然风光如旧。电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也不可以走向消亡。我虽不是电影迷，但电影还是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