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大哥和朱八爷竟然是中学同学。

那还是解放前的事儿。大哥和朱八爷（他和大哥虽然同龄，但细细算起远亲的辈分来还长我们一辈，他又在朱家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母亲让我们叫他八爷）不但同校同班，还是同桌，关系一直还过得去。不过，大哥当时在学校只能算是“短衣帮”——只有家织布短衣穿。而八爷却还是一副前清秀才打扮，一袭士林布长袍。更惹人目光的是，老大不小的了，脖子上还常常戴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贵气崽崽”。他们读书都非常用功，成绩都是班里的“冒尖户”。但不同的是，一碰到什么社会活动，大哥总是积极参加。比如要演个什么文明戏，他总要去“混”一个角色，有时甚至还是主角；而八爷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管外面有什么风浪，他都端坐在教室里读书、写作业——去外面瞎闹有什么用啊，还是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解放的炮声震动县城，学生无法上课了，都回到家里“躲炮弹”。

有一天，解放了的县城的大街上贴出一纸告示：招收有志之士参加革命队伍，经培训后去剿匪征粮，参加土地改革。那天，大哥正光着膀子和父亲在一起车水抗旱，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丢下水车把手，从地上捡起刚脱下的短褂子，对父亲说：“我要去报考。”父亲也知道“崽大不由娘”。只说了一句：“早去早回。”

大哥去报考的时候还是不忘老同学，顺路走到八爷家，邀他一起同去。八爷的母亲一听说是要去“剿匪”，就坚决反对——剿匪，那不就是去当兵打仗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一口回绝了大哥：“要当兵，你去，我崽以后是要去考学堂的。”八爷的态度也犹犹豫豫，心里想着去当兵肯定有风险，风里来雨里去不说，更重要的是那子弹是不长眼的，于是也就含含糊糊对大哥说：“老同学，对不住了，你先去吧，我再等一等。”

在县城的“地方干部学校”门口，大哥报了名。经过考试，他的文化成绩居然名列榜首。训练了半个月后，大哥当上了武冈县第三区剿匪队副队长（正队长是一个南下的干部）。从此，大哥就和战友们在战火中摸爬滚打，和土匪在山林中周旋。由于在剿匪队中大哥的文化程度最高，因此，谋划攻略、收发文件、拨拉算盘、收支记数一类的事情多由他来完成。

有一次，在雪峰山脚的一个山冲里，征粮队伍和土匪陈光中的残余部队遭遇，一阵激战，队长身中数弹牺牲了，大哥也不幸挂彩，好在另一支剿匪队的人听到枪声赶来支援，撂倒了几个土匪，征粮队才得以解围。看着队长中弹的遗体，大哥好生伤感，他懂得老同学不来当兵剿匪的缘由了。但一想到土匪曾经在老家打家劫舍，奸淫掳掠造成民不聊生，对土匪的仇恨也就顿然而生，好男儿当为国分忧，驰骋疆场，也就想，自己这次来剿匪哪怕是牺牲也值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哥虽说不是走南闯北，但足迹遍布全县却一点也不夸张。他当过区团委书记，当过县委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家有五兄弟，但只有四间小房子，在分祖产时，从某县工商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大哥说：“刚好，你们四兄弟每人一间，我就不来分了。我在县城还有两间房子，勉强能够安身。”以后，我们四兄弟都以大哥为榜样，遇事共同商量，相互谦让，一大家子和和乐乐，其乐融融。

再说那位八爷。自从错失去“剿匪征粮”的时机后，由于新旧两个社会的教学脱节，他不能再回校读书，就只好待在家里。大跃进办公共食堂要他当保管，他不屑；后来生产队要他当会计，他又不愿；对于农活他又不是很里手，最后，在大队的小学当了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由于所学知识跟不上时代，性格又有点孤傲，教学上总是不受学生欢迎。没办法，日子也就这么将就过吧。

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看母亲，碰上朱家院子有人结婚，我去吃酒。有一个人穿过拥挤的吃酒的人群，挨着我坐下，停了半天才酸溜溜地说：“我和你大哥是同学，他都升官了。”我大吃一惊，这就是多年不见的朱八爷啊？眼前这位留着些许胡须的人，看起来比我大哥老多了。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就额纹深刻，鬓须花白。听说他还在教小学低年级，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形象，他莫不是也在教学生“回字有四种写法吧”？

我在县城工作也有好几个年头了。有一天母亲带来口信，看在远房亲戚的份上，要我去医院看望一下八爷，说是他的左腿骨折了。究其原因是亲两兄弟为了一栋祖上留下来的房子互不相让而大打出手。在且战且退中，不小心一脚踩空，从一个高坎上摔下，当场昏迷过去，送到医院半天后才苏醒过来。

我大哥和八爷年龄相仿，学识相近，就是性格不同，志趣有异。走的人生道路也不同，因而结果也就两样。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从大哥和八爷两人所走过的道路看，是不是志向也是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