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像一辆装着废旧酒瓶的卡车，哐当哐当着就从芒种驶到了夏至。

下午的气温还是湿热，不大不小的雨滴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打着伞踩着湿漉漉的青草穿过村子的腹地。几个老人坐在古黄的藤椅上，在一个被岁月雕琢得灰黑的木质屋檐下，谈论着。他们谈论今年夏至的雨，谈论地里葱茏的庄稼，谈论着谁的子女在外面赚了钱发了财和谁家的孙子读书成绩好，还谈论着，生命和死亡。

我想起了那天，一个人孤居的杨大爷站在低矮的土坡上，吼着嗓子叫邻里的人们去帮忙。一辆拖车装着十几根粗壮的木料正停在他老旧的屋前，像一只丑陋的甲壳虫。

几个花甲古稀的老人一下子就聚来了，他们抽着劣质的香烟或者自己铡成的烟丝，手拉肩扛十分顺畅地将一根根木料搬运到了杨大爷有些阴暗的堂屋里，像秋天的时候将一担担谷子从田垄上挑回自家的晒谷场一样熟练和有劲。

事情忙完之后，老人们都站在门前的树阴下，继续抽着烟，很高兴地谈天说地。有时候说到了让他们好笑的事情，就一起从喉咙吐出过了肺的烟和低沉的笑声，笑得浑身发抖，捏着烟的手指乱颤，笑得露出了已经稀稀拉拉的牙。那些剩下的牙齿，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个颜色。

他们都夸赞着杨大爷办置的那些儿“好物件”：质地密，又粗又直，毫无水分。杨大爷咧着嘴笑，挨个地向他的几位老哥们递着烟，看着堆放在堂屋正中心的那些流失了水分的灰色树干，仿佛注视着一件这辈子最重要的宝贝，也好像看着关于自己的来世的希望。

接下来的几天里，木匠来了，他用墨线、锯子、凿子、刨子等等一整箱子的工具，将原来的一堆木料拼成了一个厚重的盒子，黄色的色调，没有一点生机，那是树木苍老死去后的颜色。

木匠奋力给那个说不上漂亮的大盒子盖上了厚厚的盖子，它静静地矗立在屋中央的两条长凳上，大的那头，镌刻着一个工整的隶体“寿”字，让人感觉端庄，神圣。那是杨大爷百年后去另一个世界所要居住的房子。

杨大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外面，我依稀地记得其中一个儿子在深圳开着一家旅店；儿女们极少会回老家探望老人。

我的耳朵很不幸地听到了邻里间人们的谈论：杨大爷在邻村帮一个种粮户干了一个月的活儿，耙田，拔草，撒化肥，抛秧，打农药……老人将一身汗水滴在黄土地上得到的钱，给自己换来了一副棺材的料子。

夏至的天总是似雨非晴，小路泥泞，我的鞋上沾满了丘陵里褐黄的泥土，走得沉重。心跟着沉重；我想，比从一颗树木的干枯里看到一个生命的终结更让人哀叹的，是一个个只留下了老人与小孩的村庄，比这更让人哀叹的，是一个个老人自己为自己准备着棺木。

那些老人都在这片土地间走过了几十年苍然岁月，他们将这片土地耕种得肥沃，养育出了比他们优异许多的后代，后来，那些后代都去了城市，老人们忙碌一生，最后还要尽到一个农人终末的本分——厮守着土地，并自己迎接死亡。

我仍然沉重地走在夏至的午后，老人们还在乌黑的屋檐下谈论着，他们笑得洒脱，烟丝燃烧的雾气氤氲在房檐，而遥远的山脉间，正升腾着像烟雾一样的袅袅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