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写稿也曾屡投不中

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学编辑的慧眼识珠。26岁之前，莫言写了很多作品，向全国报刊投稿，却屡投不中。终于在1981年秋天，河北保定市《莲池》杂志编辑毛兆晃发表了莫言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对莫言是一种巨大的鼓励和鞭策，为莫言的文学创作树立了信心。

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写了一篇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经著名作家徐怀中修改，然后推荐给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杂志编辑肖立军发表，赢得全国性声誉。从此，莫言一发而不可收。

1985年，在作家出版社著名作家和编辑石湾的帮助和支持下，出版了莫言的第一本书《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作序）和第一个长篇《天堂蒜薹之歌》。从此，莫言跟著名作家阿城、王兆军、刘索拉、何立伟等文学新星在中国的文学上空冉冉升起。这两本书的出版，为莫言的成名成功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在《人民文学》杂志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在文学界引起轰动。

“神童作家”刘绍棠

刘绍棠能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离不开原北京《新民报》副刊编辑晏明和《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鼓励和重视。

1951年，刘绍棠读初二，给北京《新民报》文艺副刊“萌芽”投了一篇稿，引起编辑、诗人晏明的关注。晏明约他到报社相见，给以热情鼓励。后来，刘绍棠便成了该副刊的基本作者，“神童”便由此而来。这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崭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上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刘绍棠由此获得团中央的重点培养。

刘绍棠16岁时，写了篇小说《青枝绿叶》，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被编进了高中课本。刘绍棠又以此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曾遭猛烈批判

1956年4月，21岁的王蒙，写下了改变了他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5月份他给《人民文学》寄去了稿子，6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向他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他修改。修改后，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批评者有之，赞扬者有之。

1957年2月，《文汇报》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这篇小说进行了猛烈地批判。王蒙不服，给当时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他，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他五内俱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