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8日，33岁的蔡锷病逝于日本，举国为之悲痛。孙中山抱病撰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给予蔡锷极高的评价。为了表彰蔡锷缔造共和的功勋，11月10日，湖南省长谭延闿致电各省，倡议为蔡锷举行国葬：“此公义旗首拔，艰险备尝，缔造共和，厥功最伟……国家追念元勋，自应赐予国葬。”12日，梁启超等人致电冯国璋及西南各省，赞成赐予国葬：“松坡（蔡锷字）之殁，全为积劳，真所谓尽瘁国事，死而后已。综其生平德性及数载勋劳，求诸史乘，实罕伦比。谭督军拟为请国葬，此公实当之无愧。”19日，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复电，表示将为蔡锷举行国葬：“蔡松坡民国良将，共和殊勋，积劳病故，理宜隆以国葬。”20日，国务院称“国葬条例已提交国会核议，国葬问题即将获得解决”。

12月18日，民国国会通过了我国史上第一部《国葬法》，对享受国葬者的资格、国葬经费、仪式等作了具体规定。黎元洪于22日依法下令国葬蔡锷和黄兴，派专人来湘协理后事，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湖南省议会拨付16万元为营葬经费，成立国葬筹备处，对出殡规模、经过路线、码头选择、船只调配作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使灵柩顺利抵达墓地，组织人员拓宽上山道路，发布“出殡通告”，规定出殡日：1、各居民店铺住室一律下半旗；2、各居民停止嫁娶；3、各戏团停演戏剧；4、各经过街道禁止车轿通行；5、各酒馆停止宴会；6、各妓户禁止弦歌。

1917年4月12日为蔡锷出殡日。这天，大雨滂沱，但送葬队伍仍有千人以上。中华民国正、副大总统，参议院、陆军部、海军部、内务部、教育部、财政部、司法部、农商部、外交部、交通部、粤汉铁路局，宪法研究会、中国大学等单位，广东、广西、陕西、山西、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湖北、吉林、热河等省，以及蔡锷家乡邵阳都派代表送葬。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刘揆一等以私人身份参加葬礼。上午9时，在鞭炮和哀乐声中，出殡队伍组成28个队列起行，走在前边的为军乐队、军队和警队，依次为150余校组成的学生队、花圈、命令、遗物、遗像队伍，接着是工界、农界、商界、报界、学界、政界、军界、各团体、外宾、省外各代表组成的队伍，然后是蔡公灵柩及亲友、遗族队伍，最后为2连军队殿后护卫。出殡队伍从藩园出发，经东长街、贡院东街、贡院西街、督军署、小东街、福胜街、西长街出大西门，至中华汽船码头，然后分别从新码头、汽船码头、金家码头、义码头乘船过江。蔡公灵柩由南咸号轮拖运，沿江上驶，绕道水陆洲再由小河转下2里许，在岳麓书院附近码头上岸，谭延闿率送葬队伍冒雨徒步护灵上山。下午2时，灵柩运抵墓地，由谭延闿领首，举行隆重的下葬礼仪。礼毕，在17声葬炮和哀乐鞭炮声中，蔡锷灵柩徐徐降入墓内，入土为安。

在长沙为蔡锷举行国葬的同时，京师由内务部择地设位致祭，通知各官署、团体派人参加。并由礼俗司拟定致祭方案：规定遥祭在先农坛举行；在坛内设事务所，由礼俗司办理一切事宜；设位处支搭彩花祭台1座、彩牌楼2座；届时由内务总长主祭，由部具祭文两道；各官署所派致祭官员，文职者著大礼服或乙种常服，军警者著军警大礼服或军警常服。内务部还电告各省军政长官，举行蔡锷国葬时，各省省会也应由行政长官派人设位致祭。如云南于4月12日在昆明两湖会馆设奠；规定军界少校以上，政界科长以上，学界校长以上，随同致祭。唐继尧亲临主祭并献祭文。蔡、唐长期共事，情谊深厚，祭文沉痛之情跃然纸上：“天不欲兴中国，何以生公？天苟欲兴中国，何以死公？……尧之与公，同心同德，如车有轮，如鸟有翼。今成孤掌，欲鸣不得……非公无寿，乃国无福。四万万众，同声一哭。”

3天后，比蔡锷早病逝8天的黄兴，以同样形式及规模，国葬于岳麓山。

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蔡锷不仅是中华民国国葬的第一人，甚至可以说《国葬法》是当时特为他和黄兴度身定制的国家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