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辛亥革命前夕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齐名的中国近现代著名军校。

云南讲武堂一创办就和一个600多年前的邵阳人扯上关系，这个人就是城步的沐英。沐英跟随朱元璋南征百战，成为明朝开国名将，后西征经略云南，并为云南安定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讲武堂的校址就选在昆明翠湖畔沐英当年的练兵处，校长李根源将自己在讲武堂的居所起名为“思沐小墅”，就是思念沐英，要像沐英一样培养、建立一支精锐之师，用来革腐朽的满清政府之命。所以他们自然会向学员讲起沐英的故事，激励大家像沐英一样建功立业。

云南讲武堂的辉煌还与几位邵阳籍老师密不可分。据文史资料介绍，1911年春，蔡锷、唐谳、雷飚留学日本的高材生，应邀从广西到云南，担任讲武堂领导和教官。而无疑蔡锷对讲武堂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是讲武堂的精神灵魂兼形象代言人。优秀学生朱德就多次撰文回忆这位杰出的恩师。

蔡锷到云南担任新军协统兼讲武堂教官。这位军界海归明星，早年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与蒋百里、张孝淮，成绩力压所有日本籍同学，连日本天皇也感到脸上无光，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回国后又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训练新军，开办军事学校，更是名满天下，被誉为“飞将军”、“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是军界绝对的天王巨星级偶像。蔡锷带给讲武堂的第一个珍贵礼物是一套讲稿——《曾胡治兵语录》。它是蔡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治兵、作战之经验，加上自己的感悟，编辑整理出来的。蔡锷病逝后该书得以出版，不仅蒋介石看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作为黄埔军校必学教材；毛泽东也十分喜欢阅读这本书，从中吸取营养；甚至日本先后多次印刷出版，企图学几招用来徒弟打师傅。讲武堂学员得如此大牌军事家亲自教授其宝典秘籍，所以名将辈出也不足为奇了。

蔡锷对讲武堂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对师生的革命行为进行了很好的掩护。讲武堂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是蔡锷的小师弟，而且基本上是同盟会员，积极宣传革命，学员们也有的已经加入同盟会，有的有革命倾向，所以讲武堂已经变成了革命熔炉。李经羲这些反动官僚把革命看成洪水猛兽，也已经察觉出一些蛛丝马迹，于是希望自己信任的蔡锷能看管他们。谁知蔡锷是潜伏得很深的卧底，是最危险的革命分子。蔡锷的深沉老练帮助讲武堂革命师生化危急于无形：他既不宣传革命，又从来不主动和师生往来；同时又暗中告诫和叮嘱革命军人领袖，时机不到不要轻易动手。所以这支革命生力军得以保全，重九起义能顺利举行，蔡锷能被推举为总指挥领导起义，并取得胜利有相辅相成的必然关联。

蔡锷对讲武堂的第三大贡献是重塑讲武堂。辛亥革命成功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下令讲武堂重新招生，并将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并为之倾注了自己的军事思想，挑选德才兼优的人担任教员，便于更好地培养优秀军事人才。朱德这位原讲武堂第三期学员，因在重九起义中的优异表现，就被聘为教官。蔡锷自己在繁忙的军政工作之余，还亲自到军校授课，对于学员而言，这是何等的骄傲和荣耀。这些学员，后来成为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的骨干，在护法战争中也立下赫赫战功。

蔡锷对讲武堂的第四大贡献就是成为军校的一面旗帜和形象代言人。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抱着“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的信念，拖着重病之躯，间关万里重回老根据地云南，和昔日的战友、部下、讲武堂的同事李根源、唐继尧、李烈钧等一起，首举护国义旗，击碎袁氏洪宪帝制梦。蔡锷为国操劳，英年殒命，被尊为“护国军神”。蔡锷的丰功伟绩、革命精神成为讲武堂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蔡锷成为讲武堂的一面灵魂之旗，成为讲武堂的精神化身和形象代言人，影响来自全国、甚至亚洲的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向往、投考这所军校，激励一批又一批学员发愤图强、为国效命。可以说，云南讲武堂帮助蔡锷成就了伟业，蔡锷帮助讲武堂铸造了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