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乡下的堂伯，是我父辈，他是我爸的堂哥，长我爸5岁。堂伯与我爸，是同一个爷爷，我没见过曾祖父。

有天晚上，在灰白色的梦境里，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在山路上放下担子，走过来，气喘着对我说：“给我一碗水喝，我渴。”我递给他一个土碗，指了指旁边一口老井说：“那儿，有水。”这个老头儿舀起水，一仰脖子喝掉了，白胡子上沾满了水。老头儿放下碗说：“我就是你曾祖父。”梦醒来，我难以入眠，走到窗前，江面铁路大桥上，一列夜行火车驶过。

后来，我把梦境里见过的这个老头儿长相告诉堂伯。堂伯猛地一拍大腿说：“就是，就是，他就是你曾祖父的样子，他来给你投梦了。”

19岁那年，我去一个小镇单位工作。堂伯时常担来乡下的新鲜蔬菜瓜果，晨曦中，佝偻着腰的堂伯担着担子咿咿呀呀穿过山道弯弯，如《西游记》里寡言勤劳的沙僧身影。一个憨憨老南瓜，半个身子扑满了白粉，忍不住浮现起堂伯的半头白发，土藕上露出的几个洞眼，浮现起堂伯那有鼻毛伸出来的鼻孔。我怪异的想象来自于堂伯匍匐了一辈子的土地，这些来自土地上的食物，都浸透了堂伯的心血汗水，还有他疲惫劳作后粗重的喘息。

有一年秋天，堂伯从乡下用稻草捆绑了两只鸡、两只鸭来到小城，他鬼鬼祟祟地进了我办公室，把门掩上。堂伯在我耳边低语说：“中秋了，侄儿你得给他们表示一下，自己才有进展。”堂伯说的他们，指的是我单位领导。我哈哈大笑道：“伯啊，用不着，用不着。”堂伯一声长叹：“你哎，就是不懂，难怪还不见动静。”中午，堂伯没吃饭，就闷闷不乐走了。我追着去给他钱，他忿忿说：“要你啥钱。”

堂伯75岁那年夏天，在他的坚持下，我和他从老家山顶的机场乘飞机去了一趟北京。这趟北京之行，堂伯责任重大。我那堂伯母的一个侄儿在北京一家出版社任编辑，堂伯知道我自费出版一本书需要好几万元，听那侄儿回来说过由出版社出版，书不愁销路，还有一笔版税。我知道自己那些情绪化的文字很小众，由出版社掏钱出版不可能，但堂伯执意要帮这个忙。堂伯拍响了桌子对伯母说：“要是他不帮，我就不认他这个侄儿。”那人联系我，说把书稿用邮件发过去看看。堂伯说：“不行，我们亲自去找他。”

在北京，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匆匆浏览了我打印的作品后，摇摇头说：“你写的这种东西不行，现在审查严格，出版社也要考虑经济效益。”堂伯很生气，大声问那侄儿说：“你的意思是这个忙帮不了啦？”那人肯定地点点头。

感到委屈的堂伯抱住头，腿脚软软地蹲在出版社办公室走廊，半晌后他才抬起头，眼里有老泪浮动。堂伯低声问我：“侄儿，你没日没夜写的那些东西真没几个人看？”我点点头说：“伯啊，是的，不像你种的粮食，每个人都爱吃。”堂伯的声音几乎是哽咽了：“侄儿……你看你的头发哟，也白了不少，你那样写又何苦哎。”

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倾斜着身子的堂伯高一脚低一脚找不到节拍，显然和他走在老家田埂上那样自信满满完全不一样。我和堂伯坐火车回来，堂伯趴在窗口，目光发呆地望着窗外闪逝而过的景物，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侄儿啊，你还是要写下去，我们李家啊，还是要有个秀才才行。”堂伯还说，侄儿，你下一次出书，我来买500本，老家村子里一户一本，我免费送给他们，村里现在像我这种文盲也不多了。

堂伯82岁那年患肺癌去世，葬在老家山梁下。3年后，堂伯母随堂哥到城里居住。

有天，我去看望堂伯母，她满头白发如耀眼蚕丝。堂伯母在城里睡的那张雕花老床，还是她和堂伯抵足而眠的几十年婚床。堂伯母对我说：“你那伯啊，临死前还在问，你啥时候再出书，嘱咐我把买书的钱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