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教师节总会悄然而至。每逢此时，我总不免要想起我的初中班主任袁国新先生，想起那段在煤油灯下苦读的岁月，想起那盏为我“加油”的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湘中农村，夜色总是格外深沉。彼时，人人皆是将一分钱掰作两半花。煤油灯盏盏如豆，在土坯墙的屋子里摇曳，照见的往往是愁容与茧手。我家光景亦然，父母为四五子女的吃穿用度辗转难眠。而我在其间，不过是个一心向学的少年罢了。

侯田中学是乡里唯一的中学，灰墙黑瓦，朴素得如同田埂边的稻草人。袁国新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那时他四十五六年纪，身材高大，行路带风，言笑时眼角堆起细密的笑纹。他授课不囿于课本，常于字句章法外，讲些乡野传说、古今轶事，教室里的笑声便常常荡出窗外。我们这些乡下少年，对语文课竟也生出了罕有的兴致。

学校的用电，全仰仗乡里小水电站的恩赐。水丰则灯明，水枯则黑暗降临，并无定数。即便发电，亦不过维持至晚间九时光景。初三那年寄宿，学校要求自备一盏煤油灯，以续昼之所学。这要求于旁人或者寻常，于我却不啻为一桩难题。家中唯一一盏煤油灯，是父亲用罐头瓶子自制而成。铁皮卷就的灯头，棉线搓成的灯芯，虽简陋至极，却是全家夜晚唯一的光明。父母每晚就着那点光亮缝补算计，灯影幢幢，勾勒出生活的艰辛轮廓。要另备一盏，实在令父亲为难。他终究从邻家讨得一个罐头瓶，又如法炮制了一盏。我携之入校，置于课桌一角。相形于同学们从供销社购来的玻璃灯盏——那些有着细长灯颈和鼓胀灯腹的漂亮家伙，我的土制灯显得格外寒碜。少年心性，最惧与众不同，那时的自卑，至今思之，犹觉脸颊微热。

更大的难处还在后头。煤油按计划供应，家家紧缺。我家更无余裕供我夜读。我常对着那盏丑灯发怔，灯中油浅，一如我浅薄的希望。

袁先生明察秋毫，很快注意到我的窘迫——那个低着头穿梭于教室与宿舍之间的瘦弱身影，那个在灯光昏暗时仍凑近书本的倔强少年。一日课后，他唤住我，并不多说，只从抽屉取出一盏崭新的煤油灯。玻璃灯身，透亮光滑，灯钮可调节火苗大小，是我见过最精致的物事。

“拿去用。”先生语气平常，仿佛给的不是一份厚礼，“我办公室还有些煤油，钥匙你拿着，随时可以去添。”

我愕然不知所措，手心的钥匙沉甸甸的，带着先生的体温。那届毕业班百余人，得此殊遇者，唯我一人。后来才知，先生暗中观察我已久，知我家境特困，而向学之心特坚。

自此，我拥有了两盏灯：一盏在手中，一盏在心中。

学校的寝室晚上九点熄灯，我便搬到教室阁楼上睡——那是个离地两米的小空间，需爬梯而上。每夜同学散去，万籁俱寂，我便点燃先生所赠之灯。玻璃灯罩内的火苗跳跃着，将我的书本照得亮堂。灯光穿透黑暗，也穿透了贫穷笼罩在我身上的阴影。夜读至深时，偶一抬头，可见窗外星子疏落，与我这盏孤灯遥相呼应。

那些夜晚，我读完了初中所有的课本，还偷偷翻遍了先生办公室里的《中学生作文》《语文报》报刊杂志。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却照亮了我的前路。先生偶尔夜巡，见阁楼上有光，并不上来打扰，只在楼下轻咳一声，以示他在陪着我。那一声咳嗽，比任何鼓励的话语都更有力量。

中考放榜，我以七科总分645分的成绩夺得全校第一、全区第二，成为母校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学生。消息传来，先生比我还高兴，逢人便说：“这是我学生！”那盏煤油灯，他坚持让我带走，说：“到了城里，用电灯了，这个留个念想。”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早已在城里安家立业，再也无须担心灯火阑珊。然而每至教师节前后，我仍会想起那盏煤油灯，想起先生给的钥匙，想起先生夜巡时的那一声轻咳。

去年春节，我特地去探望袁老师。他已八十高龄，白发萧疏，却精神矍铄，仍在为乡里公益事业奔走。说起当年事，他竟还记得清楚：“你那会儿啊，就像棵渴极了的小苗，我给点雨水，你就拼命长。”言罢大笑，爽朗如旧。

（袁卫东，任职于邵阳市政协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