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既是抵御外来侵袭的重要屏障，又是象征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如今还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长城学者”人才计划，用心良苦，意味深长。很荣幸作为第二批“长城学者”资助计划获得者，参加今天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启动会。

我是1993年4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工作的，迄今已有32年。我至今还记得刚入院第一次参加院里的大会，看到胡绳院长拄着拐杖步入主席台，仿佛现在还能想起自己当时伸长脖子想一睹这位大家风采的情景。社科院大家如云，我也记得刚入所不久，参加一次社科院先进工作者的推选，看到名单上有语言所的吕叔湘先生，当时真感到荣幸。没想到自己能成为主编过《现代汉语词典》的语言学大师的同事，我竟然还能给他投票。

具体到法学所，同样也是大家云集。记得刚入所时，王家福老师当所长，那一年法学所进两个人，家福老师分别找我们谈了话。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说与法学所的老所长张友渔先生相比，我们现在对国家法治建设的决策影响力还不够。当时可能他本人也没想到，后来他先后两次进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法治课、参加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并推动将“法制”改为“法治”，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多年，亲自参与多项重要的立法。2018年，家福老师获颁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成为法学界的一面旗帜。我想，家福老师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专业积累和崇高人品，还离不开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这个时代大背景，以及社科院法学所这样的国家平台……总的感觉是，法学所和社科院整体一样，与国家和时代同频共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以厚重的家国情怀服务于国家大局。

回想自己在社科院法学所32年的时光，有几个想来好险的一念之差，也可以说是自己庆幸作出正确抉择的时间节点。一是刚参加工作那阵子，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年轻人出国、下海的高潮。我们那一批刚入职社科院被派到河北香河去锻炼的几十名年轻人，后来好像不少都出国或下海了，包括与我一起入所的另一位青年学者也下海做律师去了。二是有一段时间包括法学所在内的社科院人才流失特别严重。那时，每次我见到从法学所调到其他高校的同事，他们都要问我：你怎么还没走？直到后来社科院实施创新工程，我们的待遇开始提高，慢慢才止住了这一波人才流失……我庆幸一直在社科院坚持了下来，如今意外得到这份荣誉，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当前，社科院各方面的工作正在蓬勃发展。一个人，一个单位，重在士气，凭着当前日渐高涨的士气，我们一定会在助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中实现社科院的复兴和更大的繁荣……我现在已经57岁了，但朝闻道夕死可矣，为学为人的修炼没有止境，我也一直相信，凡事不怕晚、就怕不开始。今年，我刚刚卸任了担任15年之久的刑法研究室主任之职，接下来正好可以潜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几年研究。我不仅要规划好如何高质量地完成好接下来的三年“长城学者”资助计划，还要做一个更长远一点的学术规划。我这次入选“长城学者”资助计划的课题是《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知识体系构建》，我将以此次“长城学者”计划作为新的起点，总结自己过去30多年来的治学经验，从刑法领域切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读好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从国际视野和中国视角提炼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有效参与国际对话的刑法学知识体系，为中国的犯罪治理和刑法学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高翔院长曾指出，要在社科院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和学术生态，确保学者有风骨、成果有品位、殿堂有尊严。我热爱社科院，热爱法学所，热爱社科大，我将倍加珍惜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这份荣誉，接下来更加以感恩之心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社会，做一个有风骨的社科人，力争产出更多有品位的科研成果，为牢牢撑起社科院这座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殿堂添砖加瓦。

（刘仁文，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为今年4月17日，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聘任仪式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