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期，十五岁的我，随上山下乡的大潮，去了农村插队落户。

山村醒来早，天刚蒙蒙亮，派工的哨声像报时的钟，准时响起。生产队长宏亮的嗓音紧接着传来，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今天所有男劳动力都去县城送粮谷。”

所谓送粮谷，就是以粮代税，缴纳种田人应该上缴的农业税。正规的说法，叫作送公粮。洞口人则习惯自己的方言，依照送公粮的“粮”是稻谷之意，大家约定俗成，改称送粮谷。

以前的农村，虽然没有普及税法宣传，种田缴“皇粮”，每个农民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当时流行一句话：“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来全是自己的。”把上缴农业税摆在了第一位。那个年代还没有杂交水稻，双季稻每季的产量有限。所以，送粮谷的时间一年分为两次，分别是早稻和晚稻收割的时段。

箩筐挑稻谷，是大家统一的行头。生产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个人挑担的重量，同各自享受的工分高低挂钩。如果是拿十二分工的壮劳力，则必须要挑一百二十斤以上的担子。我小小年纪刚到农村，首次评工分，只评了六分，算半个劳动力。

第一次挑担，一路摇摇晃晃，迈着不稳重的脚步，同大家一路前行。从村庄到县城，十几里的路程。行走在一条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浆没踝的毛坯公路上，还要翻越几个不太高的山头。

队伍很壮观。一色的草鞋、斗笠。扁担在双肩往复交替，噼啪噼啪的草鞋踏地声、叽咯叽咯的扁担负重声，上下和唱，犹似乐队正在演奏一首不太和谐的进行曲。队伍所经之处，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人均一条长长的罗布汗巾悬挂在扁担头上，供擦汗之需。

送粮谷的队伍，为国纳税，也有一种自豪感。进城时，有几个愣头青，竟然自豪过了头，有意无意地往人群多的地方冲过去，惊得路人纷纷躲避。我对这种有损公德，以冒失动作惊吓他人，换取一时刺激的行为所不耻。听见街边有人在交头接耳：“千万别迎着送粮谷的农民队伍走，如果撞在扁担头上，得自认倒霉！”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一路汗流浃背，日过正午后，到达了目的地，扁担上的汗巾，能够拧得出水来了。坐落在县城石竹山的国家粮库（我们习惯叫洞口粮站），修建了几个巨大的粮仓，大家来到一个指定的粮仓前排成长队，等待验收人员检验稻谷的品质，然后过磅入库。

一位工作人员循着长长的队伍走过来，所有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他。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支长长的空心探针，用这种专业工具扦入箩筐或者麻袋里面，抽取中间部分的稻谷作为检验标本，从中捡几颗饱满的稻谷丢进嘴里。牙齿咀嚼后，稻谷碎裂嘣脆的响声，自他口中传出来。干燥度不够的粮食是嚼不响的，如果入了库，在仓库里发生霉变，给国家造成损失，问题就大了。因此，不达标的稻谷，需要重新曝晒后再检验入库。粮站工作人员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我佩服他们的敬业精神。

通过了检验，过了磅，担子挑进粮仓是最后的程序。粮仓既高又大，里面的稻谷已经堆成了小山，仓内顶部四周，设置了一圈平台，没有机械升降，我们得负重攀登陡峭的台阶登上平台，然后将稻谷从上面往下倒。这是检验体力的活儿，需要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送完粮谷出来，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因为生产队有规定，参加送粮谷的人可以公家报销一毛七分钱一碗的肉丝面，人平一份。在那个每天工值只值一毛钱和两毛钱左右的年代，能够坐在县城最大的面馆里，享受一份漂满油星子的“大餐”，非常满足。

送粮谷年年继续，随着年龄增长和体力的增强，几年之后，我也拿到了最高的十二分。挑粮谷的重量，自然递增。时代在前进，送粮谷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麻袋淘汰了箩筐，汽车替代了脚步，减轻了劳动的强度。但是，肩扛一百多斤重的麻袋装车和下车，以及负重攀登粮仓的台阶，还得需要过硬的力气支撑。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送粮谷已经成为久远了的故事。那段经历，永久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庆幸，我这一辈子虽然碌碌无为，也小有收获，曾经为国家纳过税，送过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