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三岁丧母，八岁殁父，可谓早失怙恃。十五岁那年，父亲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所在部队驻营在当时还是小渔村的深圳。其时全国刚解放，国民党特务在沿海一带活动十分猖狂。

那一夜，父亲初次站岗，神经绷得像上了弦的弓。子夜时分，对面山头突然出现异常情况，草丛时起时伏，似有特务匍匐而来，愈来愈近，愈近愈像。心，仿佛要跳出胸腔。父亲迅即端起步枪推弹入膛，向对面山头大喊：“站住！口令？”连呼三声，声若雷鸣。可对方却不理不睬，父亲既惊且怒，“砰”的一枪，那物应声倒地。打死的却不是特务，而是当地老百姓放养山野的一头肥猪。部队按例对猪的主人进行照价赔偿。为此，父亲虽然挨了一顿批评，但全连官兵因此得以饱吃了一顿猪肉，却是皆大欢喜。

炊事班长带人把击毙的肥猪抬回营地，大家围着看热闹说说笑笑的时候，炊事班长突然拿起一根扁担，以握枪之势指着那猪，学着父亲浓郁的湖南口音大叫：“站住！口令？”

一时，全连笑倒一片。

这个站岗误毙肥猪的故事，父亲讲过多次。我曾写成幽默小品发表在《喜剧世界》杂志里，父亲看了很高兴，笑了。

站了几年岗，父亲靠贫寒农家子弟的吃苦耐劳和过硬的军事素质，在部队提了干，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这个时候，站岗就变成了查哨。再后来，又因仅读过不到一年私塾，文化底子太薄，父亲被部队精简转业到地方工作。从此，站岗就退出了父亲的生活。

父亲转业后的经历十分丰富。前前后后在电力局、水泥厂、税务所、人民公社等很多性质不同的单位工作过，最后是在小镇医院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休，先进的奖状贴满了老屋的一面整墙。

父亲与我们聊往事，说的最多的是他在税务所工作的事情。那时粮食十分匮乏，规定对酿酒一类耗费粮米的行业以重税，烤酒一缸须纳税五元。当时公职人员月薪也不过二三十元。父亲作为税管专员，每天走村串户收缴酒税。有一次小镇有人偷偷烤酒，父亲闻讯立马上门收税。殊不料，这家的主妇是镇上有名的泼辣，不仅不配合，反而破口大骂。父亲也不与她计较，只是苦口婆心地宣讲税收政策，像一尊门神站在他们家的堂屋门口，不缴税就是不走人。那家人终敌不过父亲执拗，只得悻悻然把钱缴了，临了时却又骂了句狠话——“收税收得咯霸蛮，生个儿子冒屁眼”。这句话让父亲耿耿在怀好些年。

在小镇医院工作，父亲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分打着手电筒到医院的病房里转一转看一看，对当班的医生叮嘱几句，与住院的患者聊聊病情。

我去当兵，父亲已转业差不多二十年。临行时父亲专程到县武装部来送我，给我说了很多兵营注意事项，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但我基本上没有听进去。我找来背包绳打捆被子，谁知愈缠愈像一堆麻团。父亲拿过我手中的被子，悬空使劲一抖，噌噌噌三折，然后左手夹着被子，右手麻利地将背包绳套上一圈，不到半分钟功夫，三横两竖的背包就打了个结结实实，让胸戴红花正要上接兵车的战友看得眼花缭乱。多年后战友们聚会还常说起，对老爷子佩服有加。去冬湘南大雪，部队战友欲寄军装冬衣助我御寒。我说，要寄就照我家老爷子的尺码，他会比我更喜欢。果然，父亲收到新军装欢喜得像个孩子，拆开包装就穿上了，嘴里说着一串的好，还情不自禁地踢了下正步，只是步履有些踉跄。

那一刻，我才突然体味出来，父亲虽然早已脱下军装，但是永远脱不去心底里那份军人情愫，站岗和查哨也从未退出他的生活。在税务所工作时，他为税收站岗。而在医院工作时，他哪里只是到病房转一转，分明是为“查哨”而去。母亲罹患重疾，他又成了母亲的守护神。十五年前，母亲突患中风，差点去了。抢救过来后，说话与走路都变得不利索了，一直由退休的父亲照管。最初几年，母亲拄着拐杖还能到外面走一走散散步，父亲寸步不离地陪着，陪成了小镇的一道风景线。这些年，母亲坐了轮椅，父亲更是朝夕陪侍须臾不离。

今春多雨湿冷，难得有个晴天。下班走着回家，远远看见小区院落里有许多老人和孩子在晒太阳。星散的人群中，母亲坐在轮椅上，父亲扶着椅把伫立一旁。我走过去与父母打招呼，说了几句闲话，父亲催促我进屋呷饭。开门时转身看见耀眼的阳光下，八十有五的老父亲穿着军装站在那里，业已佝偻的身体努力地挺着，正如花已凋零却还在保持盛开的姿势。一代老兵已垂垂老矣，夕照的逆光中，我却仿佛看见一名十五岁的士兵，正在持枪为国站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