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26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这是1978年夏天，我在县城姨父家糊墙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用来糊墙的报纸，是那些年“内部人士”订阅的《参考消息》。

姨父是县城一家国营企业的干部，他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在厂里分配的50多个平方米的公房里，居然有一间小小的书房。那书房在阳台边用砖头搭起，姨父时常坐在那把老藤椅上，于浓阴遮蔽下的阳台边喝茶边读书。我去姨父家，最痴迷的，就是他的书房，我对文学世界的最初向往在那萌芽。

1978年，一个9岁的乡下少年，望着云雾飘渺中的县城，它在我心里也宛如海市蜃楼般奇幻。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有人力板车、吉普车、冒着浓烟的拖拉机。办公室里的老式手摇电话、国营饭店早晨豆浆油条飘出的香气、4层楼高的百货公司大楼，望上一眼，双腿就忍不住激动地打颤。后来看贾樟柯以山西汾阳县城为外景拍摄的一部电影，其间有一个画面：灰蒙蒙的天空下，一个稚气单薄的少年，扛着一把关公大刀，走在县城老城墙的人流下，眼神里满是迷茫。这个闯江湖的少年，也拖着我少年时代长长的影子。

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姨父听完了收音机里刚刚播出的一个新闻，兴奋得大声喊我姨：“杀鸡啊，杀鸡！”那年北京召开的一个盛会，让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向世界轰然开启了国门，传来了激荡春雷声。

1988年的春晚，我在姨父家买的14英寸彩色电视机里，听到了毛阿敏的一曲《思念》。在那一年县城满大街的《思念》歌声里，我迎来了恋爱的季节。我这只来自乡下的蝴蝶，在县城一户裁缝家女儿的窗台上有了停歇之处。我和县城姑娘柳的见面，就在县城新华书店门前。我手里拿着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柳一见了我，就迅速打开杂志，望了望目录，有些失望地说：“没你文章啊。”我的自尊心被强烈地刺激了，我握紧拳头，似在宣誓：“一定会有的！”柳扑闪着一双长睫毛的眼睛望着我说：“我看你这样子，一定能够上《人民文学》！”二十年时光漫漫，我早已经由一个文艺青年，出落成一个文学上的中年油腻大叔，却还没有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个字。不过我真想问一问当年的主编刘心武，我在1988年8月写给您的一封滚烫信件，是否收悉？我在很多文章里描述过那时盼望文学报刊给我回信的心情：云层里的远雷隐隐，我都以为是哪所邮局在打邮戳，打上邮戳的信件，就是投寄给我的文学报刊。

1990年值得凝望的，是我在黑龙江加格达奇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2000多字的散文。严格说，那应该是我在文学刊物上的处女作。

1998年的春夏之交，我那61岁的父亲，搀扶着80岁的老奶奶，去江边看滔滔大水。无数军民浇铸起的水上长城，让洪峰终于听话，百姓平安。

1999年，我买了第一部手机，不过每分钟6角钱的话费，还是让我保持快节奏地通话以便尽量节约话费。2000年秋天，我买了第一台电脑，我在键盘上开始了写作，用电子邮件发稿。那年，我在4家刊物上开办了专栏。

2018年5月的一天，我乡下78岁的表叔，在微信里跟我视频聊天，旁边，是吃草漫步的羊群。2018年的一个夏夜，我84岁的姨父，和我81岁的父亲，坐在阳台上望着灯火闪烁的古城，有着诗人气质的姨父，朗诵起了郭沫若的诗歌《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四十年光阴飞逝，记忆里的这些慢镜头回放，没有宏大叙事的历史，烟火人家的日常生活里，成为不朽的光影片段悄然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