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春林，1964年出生，新邵县坪上镇茅坪村人，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植物学家，现代民族植物学的开拓者。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青年科学家奖”，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民族植物学、民族药物学、生物多样性、植物种质资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五次高考破茧 结缘生命科学

高考是龙春林最为痛苦的回忆。他前后参加了五次高考。参加高考之前，师资缺乏，他几乎没有正规地学习过书本知识。每天早晨步行2公里到学校，放学回家后，放下书本便马上去干农活。1978年初，坪上区4个公社的高中毕业班共选拔了50名同学，组成坪上区重点高中毕业班。在重点班的那段时间，是他真正接触书本知识的开始。师生们吃不好吃不饱，睡觉就在铺稻草的地板上，但是非常努力。他每周步行回家一次，背点粮食再回学校。

高考失利后第一次复读的学校是离家8公里左右的新邵二中。每天清早出门，晚上回家，一路上都是跑步前进。后来学校要求寄宿，吃不饱是每天遇到的问题，深夜有时会饿醒来。为了让他安心学习，学缝纫的大姐积攒着每一片布料，到冬天能给他做棉鞋、鞋垫；在别人家照料老人的二姐从每月6元的“工资”中分给他一二元买书和文具。等到高考那几天，平时成绩冒尖的他几乎几天几夜不能入睡，考试极度紧张，结果再次失利。

从新邵二中到新邵一中，从1978年到1982年，高考恐惧症一直跟随他。贫困、个子矮小，更让他常常感到自卑。几次填写高考志愿，考虑路费问题，都不敢填报离家太远的学校。1982年高考后，他填报了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的勘探、机械、化学、化工等专业。但是这些专业都拒绝录取他，原因是他的左胸肋骨上有个与生俱来的孔，据说不能胜任那些工作。得知被录取到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他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以至于入校后的大半年很少露出笑脸。

但是，生物系老师们讲授的知识慢慢地激发了他对生命科学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刘林翰、刘克明和杨一光三位老师娴熟的专业知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友善的待人方式，对他影响最大。他们讲授植物学时，让他联想到奶奶、父母亲和村里长辈们教的日常知识，领悟到植物学既深奥却又贴近生活，植物无处不在但是深藏着许多玄机。在课堂学习之余，他常常一个人去岳麓山，看那里的不同植物，看它们开花结果。有时还采摘小小的枝条夹在笔记本里，回校后对这样的微型标本进行描述，再到图书馆去找资料，获得它们的生理学、生态学信息。

顺利读研深造 获得博士学位

快毕业时，面对就业和读研究生的选择，他的一个办法就是报考植物学领域最好的招生单位，如果没考上就立即工作。经咨询，杨一光和刘克明两位老师告诉他，中国植物学做得最好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权威的植物学家是吴征镒。他给吴征镒写了一封自荐信，吴征镒回信告知，他只招博士生，向龙春林推荐了李恒副研究员。李恒在收到龙春林的信后，回信表示非常欢迎他报考。

1986年，龙春林因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突出，接到通知不用去参加复试，9月份直接去昆明报到。这是他考试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在湖南师范学院的四年，他成功地长到170厘米高，学会了踢足球、打排球和其他体育项目，懂得识简谱唱歌，被推举为学生干部，获得了“三优”（学习成绩、教育实习、毕业论文），找回了自信，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过得充实而愉快，也比较圆满。”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是他在英语和植物学等方面突飞猛进的三年。他的硕士论文以中国分布的磨芋属植物为对象，从选题到实施，都得到吴征镒院士的指导。硕士毕业后留在了昆明植物研究所，跟随裴盛基老师从事民族植物学方面的工作。1997年8月，龙春林经同学推荐到了比利时根特市，9月份正式注册为根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10月下旬，昆明植物研究所通知他回去竞聘研究员。龙春林通过了由21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评审，并经中国科学院特批为研究员，也因此放弃了去根特大学的深造机会。2002年9月13日，龙春林正式取得了博士学位。

遨游科学海洋 唱响春华秋实

硕士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龙春林经裴盛基老师推荐赴泰国孔敬参加一个研讨会，得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征集项目申请书。回来后他提交了《西双版纳庭园植物群落持久性研究》项目申请书，成功获得基金会的资助，这在当时是个很不错的消息。龙春林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汗水，终于圆满完成项目，也为今后开展植物学研究工作树立了信心。

龙春林关注国际发展动态，学习国际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实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帮助基诺族保护了当地古茶园生态系统，该系统现在已成为基诺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态屏障的物质基础。1996年，他开展的“基诺族森林管理研究”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颁发给全球范围内为生态系统、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者，每年获奖人员不超过10位。

把植物学研究当作事业，不仅要长期面对枯燥的标本，忍受实验室中的刺鼻气味，有时候更要有战胜恐惧和危险的勇气。有一次在滇东南考察时得知，当地苗族同胞用山崖上生长的一种植物的块茎来治疗皮肤病和肿瘤。为了亲眼看到这种植物并采集到实验材料，他带上几个包子，背上行李，独自朝着云雾中的大山走去。在森林一处悬崖的断壁上，他发现一丛小巧芋叶，为了接近它们差点坠落悬崖。这样的经历，在他的植物学考察生涯中，还遇到过好几次，但是收获也不小。1997年底，他荣获了中国科学院“野外工作优秀个人”证书。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是他科研生涯中的重要事件。从1999年9月到2009年12月，他投身于这一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事业当中，倾注了无数汗水和心血。作为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他主持了3项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全国58所大学和研究所、13个自然保护区的600多名研究人员，开展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调查、采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工作。“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工程的完成，是我国战略性生物资源保存的重大飞跃，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物资源战略储备。由于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他分别获得了2012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科技进步一等奖、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科技贡献二等奖。“能投身于这样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中，是一辈子的荣誉，比丰厚的物质财富更加富足。”

龙春林钟情着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通俗地说，民族植物学就是向老百姓学习，科学地解读人类对植物的朴素认知。随着老人们的逝去，许许多多的传统植物学知识正在快速流失，如果再不抓紧抢救和研究，就永远消失了。对此，龙春林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了民族药物化学实验室，通过分析民族药中的化学成分来解释民间利用植物药的知识是否具有合理性。随后又建立了分子民族植物学实验室。2008年，龙春林在这一系列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民族植物学”的概念和发展思路。国内外该领域的专家十分赞赏这个新的理念和思路，纷纷仿效。随着学术交流的不断推进，现代民族植物学已经在海内外开花结果。“作为现代民族植物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