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吃了不少苦头。记忆中,她带着我们全家过年很有仪式感,从不半点马虎,令人敬畏。
年前的准备工作是很充分的,从腊月二十正式提上议程,以至于我们几岁时就学会唱:“……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样样有……”母亲每到这几天,按部就班,从从容容。记忆最深的要数打豆腐的那天了。
母亲做事特别在意兆头,凡事讲究顺溜。所以这天,她便会在大清早就告诫我们兄妹几个:今天打豆腐,不准到柴房去。生怕我们几个打闹,喊叫打乱了她的步骤。我们自然会离她远远的,我们有自己的领地——去别处打野战,玩猫猫。这时的父亲充当的是挑水工和火夫的角色。等他们喊我们回来吃豆皮的时候,我知道豆腐只差一步就做成了。吹完豆皮后,母亲拿了一碗石膏水,为这一磨豆腐施“魔法”,哈三口气盖上,十分钟后接锅入兜,这时需要我们拉角,每每这时,总听见母亲说:“豆腐打得好,明年有财发。”儿时的我们会跟着应和,我们知道应和的声音越大,越讨她的喜欢。
跟母亲过年讲究一个“早”字。印象中都是赶在天亮前把年过了,按她的话说:“早过年,早发财!”经常半夜听爆竹声声,大家似乎在暗中较劲,比早似的。听说有半夜吃饭再睡觉的,我们家常常清晨四五时开饭。前一夜,母亲就有言在先,过年那天喊一声大家就要起来,不要惊动财神了。我们言听计从,打着哈欠端着碗,兴致不高。倒是母亲这一早精神抖擞,桌子上八个大碗,忙得不亦乐乎!
拜年,母亲也讲究。我们几个去拜年,按她指定的顺序排队走,不准插队,长幼有序。吉利的话出门前一一交代,我们烂熟于心,到长辈家背课文似的背出来。拜年捞回来的战利品——糖果花生之类一袋装好,留着一天吃点,可以吃到元宵节,母亲说这叫细水长流。别人来我家拜年,母亲总要把他们个个口袋塞满瓜子花生什么的才放人,热情劲让人受不了。我们长大后尽劝她现在物资丰富不要那样,但是她仍旧改不了这习惯,认为来给她拜年是看得起自己。对比自己母亲的热情,我们出去拜年难免有种被冷落的错觉。和她说起这些,她笑着说:“那怎么会呢?”
自己成家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总觉得年味越来越淡。每年年底,母亲总要打电话来叮嘱一番:过年要有过年的样。我们年轻人觉得生活天天像过年,没有那么注重仪式,岁岁年年,不知不觉。今天想起这些,陡生几分怀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