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先生一次在微信里说，他写了几册关于隆回风土人情和逸闻轶事的书，因印数不多，其姐夫易重廉特地叮嘱给我留一套。我看后非常感动，想不到步入耄耋之年的易重廉老师还记得我。
我与易重廉老师的交集不多，说起来印象较深的见面也就几次而已，而且都有某种偶然的因素。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人即便朝夕相处，但回忆起来印象模糊；而有的人呢，即便只见过几次面，印象却非常深刻。
我和易重廉老师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大约60年前。
20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隆回一中读初中。语文课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之一。我常听街坊邻居中的学长说，在隆回一中的语文教师中，易重廉老师是无可争议的“把水口子”。在隆回的方言语境里，“把水口子”含有某个行当的领军人物的意思。我对易重廉老师的大名早有所闻，只因他是高中语文老师，当时读初中的我无缘聆听他的讲课。
大约是1964年端午节之前的一天，我在靠近学校办公楼后的小操场，偶然发现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则醒目的启事。大意是说下午在高中部的楼下教室举办“屈原讲座”，主讲人是易重廉老师。其实我对于屈原以及楚辞不甚了了，吸引我去听讲座的，当然是我对于主讲人的仰慕了。下午自习课时，我提早进了举办“屈原讲座”的教室，并且坐在靠前的座位。听讲的同学很多，基本上都是高中部的同学，后进教室的只好与同学挤着座或者站着听讲了。初中部的学生除我以外，不知还有谁。
预备铃声响起的时候，教室里闹哄哄的，像是一个硕大的“蜂巢”。待到上课的铃声响起，衣着整齐、身材颀长的易重廉老师拿着讲义走上了讲台。他没说话，转身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的右上角写上“易重廉”三字。也许是被易重廉老师这种别开生面的自报家门方式所惊诧，抑或是被他那舒展飘逸的板书所镇住，“蜂巢”立刻安静下来。
易重廉老师开始了他的讲课。他不是本地人，但也不用普通话讲课。他说一种和我们本地方言很接近的方言，轻轻的、缓缓的，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干净、很清晰，我们可以从容地将讲课内容记录下来。我后来想，也许正是他用这种方言来讲授屈原及楚辞文化，才更凸显他讲课的风采和魅力。他没有过多的肢体语言，除了一些关键的字词，他很少使用板书……渐渐地，易重廉老师本来严肃的脸上堆满了凝重，这种凝重感染了整个“蜂巢”。他略带沉重的语音仿佛具有一种不知不觉的牵引力，把整个“蜂巢”的人都引入了楚怀王的朝中，静静地倾听三闾大夫忧思悲戚的陈词。
当下课铃声响起，大家如梦初醒一般回过神来。易重廉老师拿着讲义离开讲台走过我身旁的时候，他的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形象，在我心里激起一种别样的涟漪。我突然萌生出一种念头：如果以后我也能成为一名像易重廉老师这样的教师该有多好。其后不久在填报中考志愿的时候，我在志愿表上很郑重地填上了“邵阳师范”。
我与易重廉老师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十余年之后的1977年冬天。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在县城建设街与交通街的丁字路口，看见一个久违了的颀长的身影，从百货大楼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走出来。他穿着一件中长衣，肩上背着一个行李褡，脸色略显疲惫，步履有些匆忙，眼镜片在冬日的阳光下不时闪烁着光点。我迎了上去，轻轻地叫了一声“易老师”。易重廉老师站住了，定睛看了看我。我问：“你是从哪里出差回来吗？”他说：“我从邵阳参加全省高考的语文阅卷回来。”听说他是阅卷回来，我顿时来了兴趣。因为我作为“老三届”，也参加了那次注定要载入史册的高考。
我向易重廉老师询问作文是如何阅卷记分的。易重廉老师向我详细地介绍了高考作文记分的情况。他说，所有高考语文阅卷老师组成一个大组，又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从已经阅过的若干份高考作文卷里，讨论评选出一篇写得较好的文章，汇集到大组里进行比较讨论，综合总结出一个大致的记分标准。然后给大家公认的写得较好的一篇作文记上95分，树立一个作文评分的“标杆”。各个小组在阅卷时再根据这个“标杆”酌情加减分数。我问：“95分是这次高考作文的最高分数吗？”易重廉老师说，不是。后来有个小组的阅卷老师提出来，有篇文章比“标杆”写得还略好一些。大组在经过讨论后，给这篇作文记了96分，是邵阳地区高考作文的最高分数。
我又问：“这篇作文是怎样写的呢？”问了之后，我觉得有点失礼，怎么能让老师复述学生一篇作文的内容呢？易重廉老师愣了一下，然后从行李褡里拿出一沓打印装订好的“范文”，翻出其中的一篇指给我看。“范文”既没有姓名，也没有考号，文章的第一行写着“当我怀揣着红色的准考证，走进庄严的考场的时候……”我对易重廉老师说：“这篇作文是我写的。”易重廉老师停顿了一下，随即轻轻地回应说：“哦，是吗？”他对这篇文章稍稍浏览了一下，然后把打印稿塞进行李褡，微微点了点头，便匆匆地离开了。
这下轮到我愣了。我望着易重廉老师渐行渐远的身影，陷入了思索。虽然我知道易老师不轻易褒扬自己的学生，但是，对于老师脸上的那份淡定，我仍然感到有点意外。老师之所以这么淡定，是因为旅途疲惫，还是另有急事？抑或对这篇作文本身持有不同的看法？
不久，县教育部门将“范文”张贴在百货大楼的墙上。我将我写的那篇抄写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认真地、仔细地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只不过是一个浮躁的青年在一个浮躁的年代所写的一篇浮躁的文字而已，有失“范文”的应有之义。自此之后，几十年来我都鲜有提及关于高考“范文”的这段往事。易重廉老师的淡定也让我在长期的文秘工作中，如履薄冰，力戒浮躁。
（王亦春，曾任隆回县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