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被称为“屈贾之乡”，因为屈原曾在此行吟，贾谊曾谪居此地三年，他们的诗歌辞赋奠定了湖湘文化丰厚的底色。

造访贾谊故居，当选细雨绵绵的秋日，最宜夕阳斜照的黄昏。这个少年成名却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是要在阴霾的天气里凭吊的。“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唐代诗人刘长卿诗作《长沙过贾谊宅》，吟的便是这种情境。

于是便在一阴雨缠绵的午后来到了贾谊故居。登记了身份证，检查了健康码，跨入这三进的小院，号称“湖湘文化源头”的儒雅气息便扑面而来。

自然，此贾谊故居绝非当年贾谊居所，贾谊谪居长沙任太傅远在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4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任何一所民宅都不可能保存至今。贾谊英年早逝后，汉武帝敕命修缮贾谊故居，这是对贾宅的第一次重修。此后历经战乱灾害，故居毁了又修，修了又毁，重修多达64次。明朝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澍募款修建贾太傅祠，贾谊故居第一次以祠宅合一的形制重建。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故居及原存文物皆被烧毁，唯存不怕火烧的石井与石床。1996年，故居再次进行了重修。

进入故居，左为古井，右为石床。古井为贾谊任职期间开凿。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湘西廨西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站在井口，惟见并列的两个圆井洞，直径约为一尺，确实口小内大，浑浑然看不见内底。石床历经沧桑，已成斑驳的长条石块，长约两米，宽约半米，史载此为贾谊所用之物，后置于佩秋亭中。晚清名士陈宝箴、王闿运、熊希龄等曾坐于石床之上在佩秋亭茶叙，章士钊、蔡锷参加在贾谊故居举办的时务学堂入学考试时，也曾在石床上休息。

故居的第一进为贾太傅祠，祠堂正中，供奉着贾谊的铜像。贾谊席地而坐，发髻高挽，目光炯然，左手抚案，右手执笔，似在沉思笔落何处。铜像前面摆放着刻有贾谊《过秦论》中名言的石碑，后方悬挂着贾谊的两篇名作《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贾谊出生于洛阳，自小聪慧，18岁即以能“诵诗属书”而名扬郡中，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赴任太中大夫。他希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受到汉文帝的赏识，欲提拔他，但遭到周勃、邓通等将相大臣的诋毁，终未受重用，并调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太傅。少年得志的贾谊因谗言而遭贬，满怀悲愤南下卑湿之地长沙。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江水，想着与自己境遇相似而投江自尽的屈原，不禁思绪万千，遂挥笔抒写《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和自己的怨愤之情。

到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一只猫头鹰飞进了他的住房。猫头鹰即鵩鸟，人们认为是不祥之物。贾谊谪居长沙，本就心情郁闷，今鵩鸟进宅，敏感的他更加伤感，乃写《鵩鸟赋》，对世界万物和人间世事作了一番感叹。虽然文章洋洋洒洒，海阔天空，但其中的内涵却是在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为命途坎坷而自慰，用司马迁之言就是“为赋以自广”。

此两赋上继屈原、荀况赋的传统，下开汉大赋之先声，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其洋洋洒洒抒情说理、直抒胸臆批判现实的散文式倾向一直影响至今。

故居的第二进为太傅殿，主要介绍贾谊的生平及思想。贾谊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治国方略上，他尊崇先秦儒家的爱民理念并发展为“民本论”；在经济政策上，他重视农业，主张备战备荒，国家垄断铸造钱币；在教育理论上，他第一个提出教育乃国家之本，并亲自实践积累经验，理论涵盖胎教、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诸多方面；在统一祖国、外御匈奴上，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主张及“帝者战德”“以夷制夷”等一系列御外策略。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都足以让他成为良相名臣，更何况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汉文帝刘桓不由感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然感叹终归只是感叹，满腹经纶的贾谊依然未受到重用，谪居长沙三年后应召回长安，他又作了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身亡，贾谊从此郁郁寡欢，哭泣不己，一年后忧郁而亡，年仅33岁。

深爱祖国却报国无门，空怀大志却惨遭贬谪，为此，浪漫的屈原投江自尽，理性的贾谊抑郁而亡。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末尾所感叹的：“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一个“自令若是”，一个“爽然自失”，奠基湖湘文化的两位伟人均以不寻常的方式完结生命，但心忧天下、矢志不渝的精神却是留给湖湘人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