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县东北隅，有个距离县城约50公里的板仓小镇。镇上有个世代书香的杨家，杨家于1901年11月6日诞生了一个女孩。

女孩既是诗书世家的闺秀，便自幼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熏陶影响，喜欢读书。幼时虽“孱弱病恹，且性情自孤，又胆小”，但“能够深思”。为人娴淑善良，温婉孝顺，一身粗衣布裙，更显素净文雅。

她的父亲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和教育家，曾就读岳麓书院，尔后又东渡日本、西上英国，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回国后历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润之是他的得意弟子，任教北大时他推荐其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认定这个“资质俊秀”的高个子青年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并竭力促成爱女与爱徒相识相恋。

杨家姑娘12岁离开板仓，入读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后又转入周南女中学习，在此期间，她结识了润之和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学生，经常参加他们关于救国救民的讨论，革命和爱情的种子双双萌芽。1918年随父迁居北京，杨家姑娘已17岁，花季少女将对润之的仰慕变成爱恋，而长她8岁的润之也深爱着老师家里的这位小妹，他们开始互相通信，亲昵地称呼对方“润”和“霞”，因为杨家姑娘小名叫“霞姑”。高大的润与娇小的霞志同道合，成就了一段旷世绝恋。1920年冬天，他们在长沙南门妙高峰下一座简朴的小楼结婚成为夫妻。

恋爱是甜蜜的，新婚是快乐的，遗憾的是聚少离多。结婚没多久，润之便到洞庭湖滨进行社会调查。润之本是性情中人，新婚别离，万种情思如波涛翻滚，遥望挂在天边的一弯残月，不由落下相思的泪水，遂挥笔填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杨家姑娘何尝不是“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呢，何尝不是“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呢？

其实，杨家姑娘不仅是一位妻子，也是丈夫最得力的助手和同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年冬天，她便入了党，在湖南支部和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联络工作。随丈夫去上海，她协助从事党的宣传，任工人夜校教员；随丈夫回韶山，她协助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夜校；随丈夫往广州、居长沙、到武汉，她帮助整理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从事农民讲习所的日常工作……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使她成为润之最知心的助手，最贴心的伴侣，最坚定的同志。在这期间，她做了母亲，有了三个可爱的儿子，娇小的杨家姑娘，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漂泊中独自支撑起一个家。

1923年4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润之，毛只得离开长沙去武汉，转上海，然后赴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又是一次生死难料的分离，又是一场心痛不已的告别，在南去的列车上，润之思绪难平，用铅笔写下了这首《贺新郎·别友》。这首既有李白的潇洒、又具柳永的伤愁，既有革命豪情万丈、又有儿女情意绵绵的词作，是润之所有诗词中最深情、最婉约、最真性情的作品。它展示了青年毛润之独特而丰富的情感世界，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昂扬激情和一个丈夫的缠绵柔情。“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疾驰的火车，冷酷的汽笛，加之“霜重东门路、残月照横塘”，构成一幅凄清落寂的画面，衬托出诗人辞别爱妻的无限伤感。而“割断愁丝恨缕”，去掀起“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的大革命，则是政治家为革命事业义无反顾、力透天宇的万丈豪情。

然而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大革命失败了，无数共产党人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党中央决定在湘赣边界建立革命根据地。1927年8月，润之去浏阳文家市领导秋收起义，并带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家姑娘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娘家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两人从此天各一方。起初，润之还通过地下渠道捎来书信，报告自己的近况，给她带去些许慰藉。随着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剿和封锁，地下渠道被切断，从此音讯全无。

那些个漫漫长夜，杨家姑娘在思念和担忧中煎熬，在寒冷和饥饿中等待，她翻来复去地读着丈夫的来信，痛彻心扉地思念远行的爱人，担心他的足疾是否痊愈，过冬的寒衣是否备好，长夜孤眠是否凄苦，恨不得身生双翼飞到丈夫身边，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就着昏暗的油灯，她把自己的无限思念和牵挂化成诗行，在毛边纸上写下这首《偶感》：“……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翔，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杨家姑娘将自己写给爱人的诗和信用蜡纸包好，藏在老房子的砖墙缝里！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逐渐燎原，湖南军阀何键便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发泄到杨家姑娘身上，悬赏1000银元通缉捉拿。1930年11月14日，杨家姑娘义无反顾走上刑场，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直到1982年杨家老屋翻修时，杨家姑娘这些陈迹斑斑的手稿才得以重现人间，而此时她已牺牲52年。她就是杨开慧。

（陆曼玲，武冈人，曾任职于邵阳市广播电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