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隆回有一山，叫将军石。

将军石很传奇。周围连绵的几座高山均是茂密的森林覆盖，独此石于山腰拔地而起，几与峰齐，如飞来之石一般。此石底部浑然一体，却于中间一分为三，旁边两块由里向外呈弧形侧向高耸，顶部溜尖，形态像两个身着盔甲、仗剑而立的将军，中间一块高度落差一半，像一位正襟危坐的峨冠王者，三者合一呈“二将护主”外观，栩栩如生。据史书记载，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的陈友谅在方圆十里八乡共立过九个营寨，将军石为其一也。石前罕见一块开阔平地，有一个足球场那般大，只长草不长树，衬出了将军石的突兀耸立。此山终年山雾氤氲缭绕，有如仙境一般。

将军石虽然传奇，但对山下村落的居民来说却不是福地。山下是我村的第五村民小组，但全村人只称这里是将军石，很少称五组，因为这里是全村最高、最远、最穷的地方，很少有人到那里去。这里居住着近二十户人家，百十来号人，远近高低散住在各个山旮旯。将军石横亘在村落的正西面，与南北两面的山连成一体，形成三面“高墙”，仅东面有一次级而下的山沟，一条山路蜿蜒而出，通向外面的世界。如此逼仄的生存环境，焉能不穷？有民谚为证：“有女莫嫁将军石，山高路陡坡难爬，半年要呷泥巴水，喊呷肉来撕嘴巴。”周围的乡村也只知有个将军石，那是因为“穷”名远扬。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夏天的上午，阳光灿烂，村民突然发现一架直升机在围着将军石反复盘旋，高度低到可清晰看清机上的文字。没几天，就看到一群解放军抬着大圆木上了将军石山顶，很快矗立起了一个高大的三角架，上插一面五星红旗，作为飞行航标。后来才知道，国家搞三线建设，在将军石背面山脚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现在是邵阳驾驶员考场）。基地建好后，来了好多工人和解放军，每天车水马龙，红旗招展，喇叭震响，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将军石两边“西边日出东边雨”。

这时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叫梁仪生，是五组组长，也是共产党员，曾经当过兵，参加了抗美援朝，立过战功。他退伍回家后一直担任组长，还当过大队干部，之前也带领组里的人挖过山塘，掘过井，但改观不大。

这次，梁仪生在全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修一条通向基地的马路！没有憋死的牛，只有愚死的汉，从将军石里钻出一个窟窿，修出一条活路、出路，将军石子孙后代才有希望。梁仪生动员的话不多，但铿锵有力，让憋屈了一辈子的将军石人激情燃烧。“干，拼了老命干！”大家不约而同地作出了沉甸甸的承诺。

第二天，梁仪生就带几个村民上山踩线、分配任务。一条路共分18段，每家一段，除了一段梁仪生自己留下外，其余各段抓阄决定。梁仪生“搞特殊”的那一段正是将军石的那道山垭口，是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那时还是集体化，白天将军石人还要完成全村的公派劳动，还有全组的集体劳动，修这条马路大多是在晚上。偌大的工程没有劳动大场面，没有外援，没有任何机器设备，有的只是沿途马灯亮出的星星点点，如一条游动的长龙在闪烁。那段时间，将军石人心无旁骛，不是在修路，就是在修路的路上，肩挑手扛，凿石穿洞。特别是梁仪生承担的那段山垭，是整条路的“制高点”和“拦路虎”，也是修路进度的“风向标”。大家只看到每天亮得最早、熄得最迟的那盏马灯就是梁仪生家的。最后那山垭活生生地被他劈下了近20米，现在两边那满壁镶嵌着青苔的锄痕和断石如一幅绚烂的油画，书写着那个战天斗地的传奇。整整两年，18段龙身终于合成了一条长龙，全长3公里的过山马路修成了，将军石这一天险终于踩在将军石人的脚下！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将军石人耗了两年的汗水从大山里走出来，拥抱了外面明媚的阳光。很快，他们用木材、山货、瓜果，还有勤劳，换回了一辈子难得见到过的大把钞票，将那狭窄的老木屋变成了宽敞的红砖房。小伙子们兴高采烈地娶回了漂亮的媳妇，小姑娘们穿上了花衣裳，小孩子们都背上了新书包回到了学堂。

2019年我们村才摘掉省定贫困村的帽子，可将军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再没有产生一户贫困户！

（周后平，任职于邵阳市档案馆）